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
    文｜ 李骏虎
    和哈尔滨今冬第一场大暴雪前后脚，我第二次来到东北。行前有同事和朋友不理解，问我：你的《中国战场之表里山河》要写的是山西的抗战，跑东北去干什么？的确，2015年出版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写的是红军东征山西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今正在写作中的续篇《中国战场之表里山河》当然也是写山西的抗战；就连同时入选2016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名单的长篇小说《巨树》，公布的定点深入生活地也是我的故乡洪洞县的一个村落，我为什么要连续两次千里迢迢去东北呢？
    我去东北，不是去采访什么人，而是去“采心”的。
    我是在2014年创作《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过程中，慢慢发现在所有的创作准备中，比资料准备、人物准备、思想准备更加重要的，是心灵准备。去年9月，我只身飞到了东北，为的只是感受一下我在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开篇写到的“九一八”事变时的季候和气温，抬头望一眼当年东北军撤入关内时的天空和云彩。一个多年沉浸在抗战历史中的作家的心情不是读者都能感知的，我在作品出版之后才来“采风”，看上去是“马后炮”，实际上是在为接下来的《中国战场之表里山河》的创作做心灵准备，小说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塑造可以通过打通史料来完成，但那些穿越时空贯通作家和人物灵魂的神秘的信息，只能用心灵的雷达来捕获。
    
    那次在东北，朋友听说我来，特意安排了两次抗战文学报告，因为我的时间紧张，报告在同一天进行，上午在鞍山市政协，下午在铁东区委、区政府。在交流中我问大家：在座谁能够理解当年东北军撤退的时候扔下几百架飞机、数千门大炮，置白山黑水三千万父老于不顾，到底是为什么？没人能够回答我，历史有时候就是那么的沉默。我之所以痴迷于抗战史的研究和小说创作，除了爱国的基本情感，何尝不是为了解答自己心灵的困惑。而今我再度来到东北“采心”，只是为了领略一下风雪中的严寒，感受一下在极寒的环境中那些在野外坚持斗争的抗联战士的身体和心灵经受的考验，还有那些生活在沦陷区的爱国人士胸中滚动的热流和这令人缩手缩脚的气候的矛盾与融合，或许他们不会成为我笔下的人物，但我正在创作的太原沦陷期间人们千方百计地不当汉奸的民族气节，同样也是对他们心灵的书写和灵魂的再现。像巴尔扎克那样惊人的创造力，也不是凭空想象，他在小说中若要写到某种场景，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去做实地考察，有时不惜作长途旅行去看一看他要描绘的某条街道或者某所房子。我要写抗战，要感受当年民族危亡的氛围，怎么能不去东北的黑土地上多走几次？好作品都是走心的，哪怕纪实文学也是这样。
    2016年的国庆节，我利用假期回到故乡洪洞县，来到我准备创作的长篇小说《巨树》的定点深入生活地：大槐树镇营里村。我把定点深入生活地点放在这里是有私心的：我爷爷出生在这个村庄，他是从这里的阎家过继到20里外的甘亭镇李村的。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这里充满了寻根的好奇。在我的笔下，营里村原来叫皂铁庄，因为抗战时阎锡山的晋绥军警卫营曾在这里驻扎，所以改名为“营里”——这实在是一种想象的移植，因为营里村历史上处于汾河和涧河的交会处，犹如二龙戏珠，春秋末期即名“龙坡”，东魏孝静帝时派大将木耳连杰在此扎营防御异族，改名为营里。而我杜撰的“皂铁庄”，原型则要沿着汾河南行十几里水路，是汾河滩涂上一座被遗弃了30多年的老村落，那是我外公的村庄，我孩提时曾在沟渠间的那棵巨大皂角树下玩耍，这棵象征着人民力量的巨大皂角树就是书名《巨树》的由来。每次当我读到穆旦的诗句：“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都会失神地想起那棵春天黄色的花蕊如同鸟雀的黄嘴，而秋天又满树悬挂着如铁如刃的皂角树来。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地回到这里，观察这里的植被种类、季候变化、风土人情，我需要不断地和老老少少的人们交谈，听老年人回忆，审视年轻人身上残存的祖辈的影子，在田野的风中感受心灵的交汇如同历史的天空风云际会间游走的闪电。
    
    我总在不断地回到故乡，每一次都感觉到似返回心灵牧场和精神家园般，如沐春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富矿，离不开自己最充沛的生活资源，那里有他最熟悉的人们，有赋予他灵感和激情的土地。即使在把抗战历史作为主要创作方向的现阶段，我也没有中断乡土文学的创作，因为“魂梦系之”，那些人物和他们的命运故事常常自己就“入梦来”，成为我笔下的形象。每次回乡，我都没有带着“采风”的功利目的，我是回到生养我的晋南沃土上去修养心灵的，但每次离开时，除了汽车后备箱里被塞满了米面瓜果豆角红薯，心里也记住了七叔八舅三姑四婆，足够我在一段相当长的岁月里慢慢咀嚼，慢慢书写。
    《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出版之后，作为一种休息和调整，我完成了长篇小说《众生之路》。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母系氏家》的续篇，不同的是，《母系氏家》是我依赖对乡村生活和人物的记忆创作完成的，时间跨度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我离开乡村的时候；而《众生之路》则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直到现在，是在我结束四年的挂职生活离开故乡，又不断地回到故乡的过程中，看着、听着、想着、写着，几乎是亦步亦趋地完成的，写了一个小村庄固守了三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在本世纪初迅疾生长的工业文明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下，终于变成工业园区的过程，也记录了男女老少们的坚守与妥协、生与死、爱和恨。乡村精神乌托邦的毁灭过程，令我感到触目惊心，心灵的隐痛有口难言，我没有权利成为评判者，我能做的只是用文学的方式去呈现。令我欣慰的是，从《母系氏家》到《众生之路》，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成熟，对于时代痛感的把握也越来越自觉。
    
    我有痛感，是因为我的根扎在这片土地上，我和那里的人们魂梦相依，在乡村城镇化的进程中，他们离开祖先的土地，扯断世代盘根错节的根须时，怎么会不感到疼痛呢？我的写作，不是为了疗伤，而是为了人们有一天可以从我的作品里寻找到他们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