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盼望的是放假。放假了可以回老家周夏庄。夏天，爷爷的院子里种着豆角、茄子、西红柿、尖椒、韭菜和倭瓜。倭瓜花大如瓷碗，粗粝的浅黄色，花蕊直愣愣翘着，上面飞着蜜蜂或马蜂。蝴蝶喜欢的是韭菜花，白的小蝶，冷飕飕的，即便是酷夏。院子里最多的其实就是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我们把韭菜先择后捆，放进两个柳条大筐，小心着码好，再把柳筐绑在那辆老水管自行车后座两侧，然后，目送着爷爷骑上车，奔往一个又一个村庄。一捆韭菜八分钱，卖好了一毛钱。爷爷用他黑乎乎、永远皲裂着口子的大手数毛票。他没上过学，抗美援朝时在部队学会了写字。他用粉笔把账目写在墙上。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老人。
    我最不喜欢的是浇地。用压水井。那是很枯燥、单调、机械的运动。一下又一下，一下又一下，一下又一下，尤其是被烈日暴晒的午后，浑身会冒出一层油。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就是每压一下就用英文数数，所以直到现在，英文记得最清楚的，还是one，two，three……我特别能吃，比老叔还能吃，三大碗满满的米饭，还能咽下一张烙饼。晚上去舅舅家看电视，黑白的。那时电视里天天播香港的武侠片，《天涯明月刀》、梁朝伟版《侠客行》什么的。到了十二点爷爷会来接我，天上是银河，也不算黑，爷爷还是会打着手电筒。晚上偶尔醒来，会发现奶奶给我扇着蒲扇。老人们通常醒得早，喜鹊刚蹬枝，爷爷奶奶就有一句没一句地唠嗑，他们议论着村里的家长里短、地里的庄稼以及交电费的时间。每天睁开眼，我都会看到窗前的植物，植物上的花腿蜘蛛、蝉、蜻蜓和露水。
    当然还有冬天。啥农活也不用干。爷爷奶奶他们在热炕头上玩牌。我偷偷地从柜子上拿起开封的白酒，倒进玻璃杯，一口干掉，然后在炕头沉沉睡去。他们要是赢钱了，会塞给我五角。冬天最热闹的，还是过小年和过大年。过小年炸油糕炸油饼，过大年炖猪肉吃饺子。老叔二叔最喜欢放二踢脚。我都是躲得远远的。记得那年爸爸买了双卡录音机，我们还用磁带录了一台自演的家庭春节晚会。我唱的是《小草》。二叔吹口琴。老叔朗读了一首唐诗。
    写《旅行》时，我26岁，刚结婚。爷爷奶奶身体都硬朗。我也忘记了为何写这样一篇小说，小说的内容跟爷爷奶奶也没什么关系。只不过写作时，我老是想起少年时的夏天，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夏天，我很后悔那时没有跟爷爷一起去卖韭菜或者到花生地里拔草，没有帮奶奶好好烧饭，没有跟老叔好好学武术练鲤鱼打挺和蹲马桩。如今我再也见不到爷爷奶奶了，不过我时常梦到他们。老叔老婶也住在遥远的地方，一年只见得两三次。我真的非常想他们，有时候想着想着，会流泪。博尔赫斯说过一句话，那些逝去的人，会永远活着，只要爱着他们的人还活着。所以我要好好活着。在《旅行》里，我记得还偷偷镶嵌了一句博尔赫斯的话。那是怎样的一句话，我已经忘记了。
    《旅行》发在《长江文艺》2002年的夏天。向午兄当时很喜欢，还邀了李修文给我写了篇评论。我现在还一直认为，那篇评论其实比这篇小说要好。感谢十四年后，向午兄还记得这个短篇。这么多年来，他总是时不时地给我打个电话，敦促我多写。
    《草莓冰山》是读了莫迪亚诺的《缓刑》之后写就。莫迪亚诺的调子让我迷恋。《草莓冰山》是一篇安静的小说，很少有人提及，只记得2007年，有则臣，我们跟一帮音乐人在KTV唱歌，后来我俩跑到走廊里抽烟。他说，张楚，你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一篇，是《草莓冰山》。
    有时候，在书房，从窗口望着踢足球的孩子们会走神。有个爱喝酒的老同学，每次在酒桌上都会重复他的“人生三晃”：一晃生了，一晃老了，一晃死了。他的言辞有点及时行乐的意思。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三晃虽然道起来简洁，其间的繁复、柔美、痛苦、粗粝、悖论和形而下，却无比地让人贪恋。那些不曾被遗忘的时光，从来都是我们梦境中最华美的章节。说实话，我也不愿意自己只是站在窗前，看着时光漫过孩子们的头颅和笑声。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