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允许我真诚地感谢今天莅临这个研讨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你们对拙作《吾血吾土》提出的中肯批评和宝贵意见，将让我受益终生。一部已经完成的作品能受到如此高水准的批评指正，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他创作之路的福音。为此，我深感荣幸，心存感恩。我相信人们对我的这部书的厚爱，并不是因为我的创作达到了了某个高度，而是大家还对我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对我在书中反映的那段历史，还有更多感同身受的东西。刚才各位大家鸿儒的发言，既有文学理论上的指导和归纳，也有历史见解的梳理和发现，让我受益匪浅、眼界大开。
    诚然，这部小说是我在完成自己的“藏地三部曲”之后的一部转型之作，是从藏民族历史文化书写到汉民族历史文化书写的回归，是从大地走向历史纵深处的尝试。这是一次冒险之旅，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更是一次向我们的民族英魂致敬的补赎。
    昆明老兵李昌枢，籍贯云南文山壮族自治州，虽身处边地，但年少方刚时投笔从戎，曾作为滇军60军卢汉的部队参加过台儿庄血战，此后又转战湘、鄂、戆战场。在云南的老兵中，他被人们称为“滇军活标本。”2012年我数次去他家探望和采访，面对我们这些试图还原历史的后生晚辈，他像一个老父亲般慈爱和怜惜。作为改造了20多年后留在监狱工厂工作的退休老人，那时他还住在昆明第一监狱已经废弃的破砖楼里，孑然一身，一栋楼里除了他只有两户进城打工的农民户。但是他作为一个抗日老军人的尊严和骄傲从来没有因为身处陋室而减低半分。他总是在简陋的家里自己备下饭菜和薄酒，老人健谈、慷慨、豪迈，庄严，中山装的风纪扣永远扣得一丝不苟，现在还记得打仗杀敌时的口号，似乎战争的残酷血腥和之后几十年的人生磨难只是过往的风景，云淡风轻般一语带过。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刚开始写这部书时不久，老人却于2013年5月溘然长逝，时年96岁。我曾经向他许下的诺言——待本书出版后送他一本——终于没有实现。我现在还记得，当报纸上刊载有他当年打从军抗日的故事时，他是那样的自豪和满足。我和几个志愿者护送李昌枢的灵柩回他的老家砚山县维摩乡，那是一个汉族和壮族、苗族杂居、靠近中越边境的地方。过去我们都以为一个孤独的老兵死后还乡，老家那边的丧事不知该如何操办。可没想到故乡为老人办了一台风风光光的“喜丧，”请来了乡村演出队、唱经班，支上五、六口大锅迎接各方来客。“招魂”、“上祭”、“服丧”、“出殡”，乡土中国的厚葬礼仪程序不差分毫，故乡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自己抗日英雄的归来。为李昌枢老人送葬的队伍从街头排到街尾，让人感慨莫名。他们中有老人的亲戚晚辈，有当年的同辈友人，有汉族、壮族、苗族、回族兄弟，更有许多与老人素不相识的人们，他们只知道李昌枢老人打过日本鬼子，是家乡的好汉，是他们的光荣。我为几天隆重风光的丧事深深地感动，也深感迷惑。李昌枢老人在世时，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回故乡颐养天年，他的回答是：我回去连给孩子发红包的钱都没有，何颜回乡？看来英雄还乡的浪漫故事不是每一个上过战场的人都能够实现。 正是在李昌枢老人的葬礼上，我找到了这部作品的结尾——不是英雄还乡，而是老兵归葬。我在腾冲县和龙陵县的大山深处还采访过一个四川籍老兵和一个贵州籍老兵，他们抗战胜利后都落籍云南，到世道清明、他们可以英雄还乡时，却欲归不能。他们也有李昌枢老人同样的苦衷，也因历史的错误而遮断了还乡之路。还有一个疑惑来自于在李昌枢老人丧事上热心张罗的一个老者，人们告诉我说当年就是他带着民兵将卸甲归田的李昌枢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归案。历史就是这样在两个老人之间充满戏剧化的上演，让你不敢相信它的真实。而现实却活生生地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
    正是在这部书的写作中，我方逐步认识到：历史从来不会被无端割裂，也不会被轻易掩盖。它可能会被遗忘，但只要我们拒绝遗忘，历史就正如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样，会代代传承下去。另一个抗战老兵吴鲁是我的这部作品中的主要原型。这个大学二年级时投笔从戎的青年学子，黄埔十五期生，曾经是那样的风华正茂、剑胆琴心。他曾参加过敢死队，也向往过延安，蹲过国、共双方的监狱。但我去探访他时，他更多的是跟我谈鲁迅和沈从文，谈话剧，谈革命文艺。这个当年的文艺青年，时常让我反躬自省：如果我们生活在吴鲁老人那个时代，是否也会像他那样血性浪漫，书剑相逢，上马擒贼、下马赋诗？他就像一个活在我们身边的历史老人，把历史背负在自己身上，用一生的命运去一一注解。
    著名学者黄仁宇先生提倡用“大历史观”来观照中国人民的抗战史和所有的历史，这样才不能将历史割断；而对小说家来说，他期图以一个人的一生来还原某段历史，让他的命运成为大历史中某个有血有肉的注释。“大历史观”让我们看到中国抗战伊始，还是一个如胡适先生所说的“类似中世纪的国家”和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国家的抗争，落后、贫瘠、混乱、一盘散沙，这注定了我们的抗战必将艰苦卓绝；个人的命运则能让我们形象地感知这段历史的血腥、艰难、悲壮和崇高。即便到了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攻时期，我们的士兵还拿着过时的武器、穿着草鞋冲锋陷阵。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中国人，虽知不能战而不能不战，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唱的那样，“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死而国生，这个国家正是在他们的鲜血与怒吼声中得以拯救，得以重生。我在对数十个抗战老兵的追踪采访中，无不感受到他们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共荣共存。如果我们要还原这段苦难而光荣的历史，岂能忘记这些为国家民族曾经抛洒了热血的抗战老兵？
    我曾在此书的后记中为自己的写作总结为“拒绝遗忘”。我将遗忘分为“被迫性遗忘”和“自然性遗忘”两种模式，前者是被政治左右的遗忘，后者是被时间打败的遗忘。自有文明史以来，遗忘其实就是人类的天敌。我们有时会有选择性地遗忘某段历史，有时又因为生命的自然规律而遗忘从前。在写作本书时，我不无痛楚地感受到了这两种遗忘模式对我们民族历史的戕害。也许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正视历史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直到今天，它还部分是我们的欠缺。这正是我们作家文人和历史学者，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需要去做的工作。当我们不遗忘任何一个卑微的、衰老的、已经不能走动或不能发声的抗战老兵时，我们方能说，我们没有忘记那段历史。
    《吾血吾土》出版以后，98岁的老兵吴鲁给我打电话，他刚从医院出来，说是有志愿者告诉他我在书中有写到他的经历，他便特意打来电话感谢我。其实我何敢承受这样的谢意。这些可敬的老兵，过去一直隐匿在历史的纵深处，现在我们将他们推到历史的前台，把他们的光荣昭示于天下，让他们接受人们的致敬，以告慰他们饱经沧桑的心灵。或许，这就是我能为他们做的些微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次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面对历史的义务和责任。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作协《吾血吾土》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