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人的怕与爱。我们这一代也并不例外。恐惧和爱常常是一个人身上最真实迫切的感觉,是身体移动时候的内在轴心。它们沉默而静谧,不被察觉,暗暗潜伏,充满力量,却往往在关键的时候推我们走向自己都不能预料的方向。 前辈常常对我们这代人摇头叹息,感觉和我们隔绝甚远,追求与关注皆很不相同。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事实,我们这代人怕的、爱的往往并不是上一代人怕的、爱的东西。但如果从更内在的核心去理解,那么这表象上的差异却并不代表真正的分歧。两代人的差异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大,两代人的血液里,有一种亲缘紧密相连。 每个人作为单独的个体,从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就开始面对世界,一个庞大、看上去复杂、环绕在周遭每个角落的作为整体的世界。一个人,面对一个世界。生活的张力来源于此,怕与爱也来源于此。每个人都从这孤独的一点出发,却最终走向不同的落脚,因所见不同,彼岸便不同。如果说上一代人的恐惧是面对洪水滔天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定落脚,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恐惧就是面对船只井然害怕被塞进已有的航道。他们怕的是看不到终点的旅行,而我们怕的是看得到终点的旅行。两种恐惧都是内心深处本能的抗争,来自对命运的微弱挣扎,不愿被动地被抛撒,不愿失去个体作为个体的最后的真实。这原本是相同的生命本能,却带来截然不同的行为显象。前辈希望我们在乎的,我们不在乎,前辈试图紧紧抓住的,我们试图抛开。目力所及,常常是纷争四起,隔绝丛生,叹息连连,交流空缺。 2002年春天,我得到第四届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之后顺利考入大学,很长时间没有写作。 客观地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拥有讲故事天赋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过像萨特那样,在童年的臆想空间中策马平川,仗剑天下。我不善于讲故事给别人听,不会应用语言的奇诡,也不懂得即兴演绎,即便是复述刚听来的小趣事,也往往讲得平铺直叙,兴味索然。我从小喜欢看书,看很多童话、侦探小说,也看《红楼梦》,但那与其说是对故事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新奇的世界感兴趣。阅读给我带来的不是表达,而是行动的乐趣。我看书很快,充满好奇,领悟力强,遗忘得也迅速无比。我喜欢在同龄人当中懂得最多的感觉,我懂得世间有很多穷苦善良的人,懂得女孩要温柔善良才有人喜欢。我笃行实践,却很少书写。我的小学作文是中规中矩的好人好事,分数很高,却疲于应付。我不喜欢写日记,不写信,身边时刻环绕着大群小朋友,伴小姐丫环、游击队和强盗团,我们听故事,上演故事,但从不书写。 这些是我十岁以前最真实的生活。我对这段日子一直缺少回忆,像不擅长讲述一样不擅长反思。我停留在事件与情节的表象,缺少根本的理解与见解。我以为那一段时光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殊性。我知道那一段日子是满满的,但却不知道有哪件事可称得上重要。 现在想来,我在大学的不写就是来源于童年的不写。我对写作的理解与误解都埋藏在童年,儿时的思想决定态度。有很多年我都在受内在冲动的驱策,时而激动时而困惑,却很少想到,所有的倾向内在的源头。 在我的童年,生活热闹、顺畅且平凡。我的家庭不富也不穷,家教平和宽松,学校竞争不强烈,小伙伴都住在同一个大院,每天吃饭、玩耍、上学、放学。和一些孩子要好,和另外一些孩子耍心眼闹脾气。收到过情书,也给男孩子送过礼物。总之是不缺少任何行动的可能,也就从未获得过倾诉的欲望。 以为书写就是一种倾诉,这是我对书写的误解之一。有很多著名的作家曾描述幼年孤独而封闭的成长,描述内心的无穷幻想和细微的敏感,我知道他们因此而提笔,将写作当作生活与自我的出路。我羡慕他们的情感丰富,但我不是这样。我有什么好倾诉的呢,我不知道,我的生活都是些寻常的事情,而那些寻常没有促使我倾诉。 与此相关的,是对书写的第二重误解。我知道困窘能够催生情怀,便以为所有的情怀都需要从困窘中催生。我在潜意识里把书写和生活里的事件分开,以为书写就是对生活里一些故事的描述,因此我并非不想书写,而是暗自期待自己的生活能够生出些生离死别,以便让我也有描述的机会。我希望自己有动荡坎坷的身世与成长,像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能够含着眼泪回忆感人的背景。我渴望故事,但不是渴望去创作,而是渴望它发生,然后我叹息。我不觉得编造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对我的生活有什么重要,我想要的是经历。这种倾向在我懵懂的童年和迅速变化的大学一直贯穿,让我每每拿起笔又放下,长时间徘徊,我想要写一些虚幻的事出来,但又觉得生活本身还正在展开,让我不能转开目光,心驰神往。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明白书写本身的真实性。我终于发现,任何事件的反应与描述都不唯一,确定这种描述——而不是事件本身——才是书写的真正任务。那种认为发生某种状况必然伴生某种情绪的假想,只是来源于对状况和对情绪都了解太少。书写并不依赖于生存状态,因为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状态。 这些是我重新提笔的理由,只是它们来得有些晚,当我大四回到写作中来,距离新概念获奖已经几年过去了。 (节选自郝景芳博文《书写穿透时间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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