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受访者供图）
    
    
    
    
    
    在深圳的学术空间里，阮炜甘居“边缘”，却心有大志。1986年，阮炜获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国工作，属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归国博士。1988年，阮炜来到深圳大学，此后长期从事英语文学研究和文明理论、东西方跨文化研究。他游走于中西文学文化之间，谈的是文明变迁，写的是世道人心，持的是人类关怀。他勤于观察、思考、阅读、著述，在中西文明研究领域里溅起一朵一朵耀眼的浪花。近日，现任深圳大学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阮炜在其办公室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专访。
    学者应有国家关怀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1978年从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随后留学英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归国博士。回国后，为何又会选择来深圳工作？您还记得对深圳最初的印象吗？
    阮炜：当时还没想到深圳后来有那么大的发展，我估计再过二三十年，深圳的发展更是不得了。为什么来深圳？我原来在四川师大的系主任黄达明老师，在深圳大学建校不久就当了外语系系主任，他建议我调来深圳大学。那是1988年，刚好我妻子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就先到深圳。我们住在滨河新村，感觉到这座城市生机勃勃，就决定到这个地方来。当然，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以后跟外面的交流机会更多。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那时对深圳的人文研究环境有过详细的了解吗？
    阮炜：我来以前还是有点担心。深圳的优势我清楚的，感觉到这个地方特别有活力，是一座宜居城市。但对于人文环境还是有点担心，来了之后先认识了学者蒋庆，慢慢的，跟深大其他老师也认识了，我们还组成了一个小的学术群体。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从语言学开始，到英语文学研究，您后来还继续转向文明理论、东西方跨文化研究。可见您的研究视野非常广阔，也体现了您的一种恢弘的学者关怀。
    阮炜：我是在1998年开始往西方古典文明研究转向，全面转向则是2004年。我认为文学是跨学科的学问，历史、哲学、宗教等都要涉及。语言学相对纯粹，文学则包罗万象。我没法从小东西作出大学问来。纯粹的文学文本研究比较狭隘，文明涉及的范围要大得多。所以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既关注中国文明，又关注西方文明和宗教。研究西方宗教，反过来又会研究中国宗教，而且还会继续研究下去。我们怎么认识自己的文化，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有了西方文学文化的训练或背景，再观照自己的文化，就有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反过来看，世界上其他宗教跟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它们对各自文明和其他文明产生了什么冲击？又以怎样的方式仍在影响人们的生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持续关注。一个学者应该有大的关怀，要有国家关怀、社会关怀、人类关怀，学术研究若没有这个根本的关怀，是难以接受的。
    传统文化融在血液里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文明研究是您一个大的研究课题，而西方古典学也是您的文明研究的一部分。您曾写过一篇文章《也谈古典学在中国的“是是非非”》，谈到中国文明的延续性一直非常好，完全不像欧洲那样，出现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与中世纪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巨大断裂。您认为20世纪现代中国文明与之前文明之间也出现了较大的断裂，那么，具体如何理解中国文明曾遭遇的“断裂”？
    阮炜：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心灵震撼是极大的，此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四”的时候又是一个高峰，整个思维方式全变了。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使从事文史专业的人，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毫无障碍地读懂古文，完全理解古文，可是对于百年前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的人，则根本不是问题。但相对于西方那种断裂，中国虽然有，却没有那么厉害。西方中世纪是落后甚至“黑暗”的，差不多持续了1000年，语言和文化都发生了巨变，思维方式也发生巨变。完全可以说古代西方与现代西方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您看来，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多深？
    阮炜：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太大了。其他文明中人们可能不像中国人那样以如此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传统文化看起来简单，其实融化在每个人的血液里。正是传统文化精神，赋予国人渴望成功、创造成绩的人生态度，正是它推动经济快速地发展，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崛起。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力量。
    儒家思想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谈传统文化，必然绕不开传承的问题。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出现了几次“国学热”、“传统热”，但这个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少令人担忧的地方。据您了解，现在西方对于古典文化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们也会忧虑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吗？
    阮炜：他们会忧虑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全世界都遭遇同样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在大学书店里还能买到拉丁语工具书和读本，90年代再去的时候已经买不到了，短短十年间就有很大的变化。十九世纪西方只要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管是什么专业，都要学习古代语言和经典，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从中国看，当今人文学界整体上在回归传统，在价值观方面再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视传统如敝屣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中西方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差异的根源是什么？
    阮炜：现代西方对待传统的态度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在明显地回归。但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会是考验。西方人也许不像中国现在对传统文化那么重视，相对来说比较平衡。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学者刘小枫说过，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最终是要以此开科设教，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而由刘小枫和甘阳策划并主编“经典与解释”丛书至今已出版350余种图书，但您对他们所提倡的“古典学”似乎不太赞成，并提出过批评。您所理解的“古典学”是怎样的概念？
    阮炜：“经典与解释”丛书中不排除有些书是很有意思的，但很多被认为是古典学的书反而价值不大。一些有“科班”古典学背景的高校学者提倡“正宗”古典学，这并无不可。这里暂不论什么才是“正宗”，“经典与解释”丛书的选书倾向在普通读者那里容易造成误解，容易造成一种古典学就是“解经学”的错误印象。我认为，当今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应该从中国文明和文化的视角来看西方古代的一切，包括哲学、宗教、艺术、历史、文学、体育和政治等，但不可以把古典学局限在解读诸如柏拉图的某个对话，而且要必须按某种特定的路径来解读。中国人做西方古典学研究必须从现代中国的立场出发，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不可人云亦云。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书，就会知道西方古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认知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