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纪念商务印书馆双甲子的庆典,我想对中国现代出版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谈点不成熟的想法。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文知识分子，我们对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里？我个人的理解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有一个字可以表达：“传”。它是一种传播。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一个思想家，思想家让更伟大的人做。我们的任务是传播。比如我是一个老师，我站在讲台上，把我所掌握的知识告诉你们，虽然这些知识里也融入了我个人的体会，但知识本身不是我发明创造的，人文知识无非来自历史上人类实践的智慧结晶,还有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本身,这些都是客观的东西,我要传给你们的，只是我自己学习的一点心得。
    “传”是多种多样的。著书立说是为了传播。戏剧家写了一个戏，导演、演员把它搬上了舞台，那是舞台上的传播。拍成电影电视剧了，那是屏幕上的传播。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把人类文化的精神产品传出去。而现代出版，就是一个专门从事传播的机构，不仅仅新闻报刊、广播影视是传播机构，新媒体是传播机构，其实学校教育、出版等领域，也是传播机构。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候我四十几岁，精力比较旺盛，曾经与好几家出版社合作，策划过一个“火凤凰”系列丛书，我喜欢做这个工作，觉得非常有意义，出版工作可以把我认为好的东西编出来、印出来送到读者手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传播工作。
    商务印书馆的建立，是整个中国朝现代化转型的大事情
    现代出版事业自觉介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这个起点是商务印书馆的建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整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由此开始。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一批支持改革的官员都作鸟兽散，张元济受到朝廷的处分是“永不叙用”。这里我要提到三个人：张謇、蔡元培和张元济。他们三人都是支持政治改革的官员，戊戌政变以后，他们从京城南下上海，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他们就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企图开倒车的清政府是靠不住了，所以他们都绝了继续做官的念头。张謇到南通搞实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企业家。蔡元培和张元济，后来一个参加革命，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一个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负责编教材。他们三个人对现代文化所做的贡献，比做一个当时的官员，要重要得多。
    张元济先是到南洋公学做老师，主要负责教材，这样他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小老板，张元济委托他们印一些南洋公学的教材。这个过程当中，张元济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可以做：编教材。当时，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失败了，但可以从思想文化、教育出版的角度传播新思想，办新学校，教育下一代，这样也可以慢慢地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封建时代的教材无非是四书五经，是在私塾里传授的，这套所谓的国学已经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和需要，更谈不上与世界接轨。张元济要编一套适应公学的教材，他邀约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卓越的知识分子，先编小学教材。这样商务印书馆就开始慢慢提升了，它本来是一个家族型的小企业，承接各种印刷生意仅仅是为了赚钱，但自从有了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开始有自己的产品，首先是编撰了当时堪称一流、能够与国际接上轨的教材，精神文化、教育、出版三位一体结合起来，进行传播。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岗位，后来商务印书馆越做越大，成了现代中国第一出版社。
    这样，一些原来的士大夫阶层的人士，慢慢在民间摸索自己的事业和价值观，开始了中国的现代文化转型，把教育、出版，包括他们传播的新思想都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知识分子的形成。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现代的产物。古代并没有知识分子。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价值观是一定要通过做官才能实现。中国古代两千年就是以“读书做官”为读书人的基本价值观。而现代知识分子很不一样。为什么张元济、蔡元培他们的选择道路很重要？因为他们看到，读书人除了做官以外，还可以用其他途径造福社会。这不是职业的选择，这是价值观的变化。我们要注意，张元济介入商务印书馆，不是简单地编教材，而是自己入股，把自己的精神劳动和经济利益绑在一起，这样他就不是一般的写书者，而是新型的出版人。慈禧晚年良心发现，想把张元济招回来，让他再来做官，结果张元济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商务印书馆也能对社会有贡献，也能实现他的理想。这就是价值观念变了。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有了这样的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念，才有后来的知识分子的道路。
    其实现代知识分子的岗位有很多，在晚清和民国初年，很多留学生出国深造，选择的专业是法政、经济、医学等等，将来回国可以做律师、医生等等，其实都是有价值的。我要说的是与“传”的关系最密切的岗位，第一就是思想学术，做某一领域的专家；此外还有两个直接负责传播的岗位，一是教育，一是出版。教育与出版这两个领域是联系在一起的，与精神产品的传播相关。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起源于中国文化的奠基者之一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就是想说服那些诸侯国君，希望做官，结果他失败了，一辈子官运不好，最后孔子安心下来教书，开一个民办学校，而且他的私学门槛也很低，不管是贵族还是贫民，只要交学费我就教，把教学看成是一个普及文化的工作，而不是一个专门为贵族服务的机构。这就是孔子的第一个“传”。
    孔子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编教材，这是第二个“传”。他把中国古代的民歌收集起来，选择政治正确的，编了一部《诗经》。《诗经》传到现在有两千多年了，大学中文系第一课还要读这个。此外孔子还编了《春秋》等几套被后来称为“六经”的书，其实都是教材。他编的这几套书是中国两千年来读书人的基本阅读范畴。读书人进入朝廷做官不是赤手空拳，而是带着一套孔子传下来的 “学术传统”。这个学统与皇家政统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两千年封建专制体制。可是，这样“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到了晚清就被打破了。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要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就不能只读四书五经，很多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现代军事包括现代思想文化的知识都是传统国学所不具备的。知识专业越分越细。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就越可能在工作岗位当中发挥作用，像过去“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在今天是奇谈怪论。
    中华书局的兴起与出版的兴盛
    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从晚清一直到1930年代，出版工作与现代文化之间有密切关系，但也有非常大的冲突。两者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出版形态是商业行为，它必然与商业利润联系在一起。但文化建设又是一个精神产品的开发和传播过程。
    有可能赔本的产品对社会却有贡献，赚钱的产品却对社会有负面影响。出版做的是精神产品，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出版一本书，可能它产生的影响会很大，它会改变一个民族，改变一代人的思想。
    上海的福州路和河南路口，原来马路的两边分别是两家上海最大的出版公司：一家是商务印书馆，对面是中华书局，形成了竞争的格局。这个格局的形成也要说到张元济。张元济是一个从庙堂到民间的出版家，他一方面用新的眼光传播新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还是比较保守，毕竟是官员出身。他发财靠的是教材，但这个教材与晚清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系，与晚晴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革命的风潮越来越烈，很多地方教学已不再使用这个教材了。当时商务印书馆有一个搞发行的人叫陆费逵，他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张元济。但张元济认为满清政府倒不了，拒绝了陆费逵的建议。陆费逵就自己组织人编了一套符合国民需要的教材。没想到刚编完，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商务印书馆积累的大量旧教材用不了，这个跟头跌得很大，这时陆费逵就跳槽了，在商务印书馆对面办了中华书局，靠新编的教材一下子把出版业务做了上去。等到商务印书馆清醒过来，陆费逵已经站起来了，后来长期形成商务、中华对峙的局面，你编辞典我也编辞典，你编教科书我也编教科书，展开了全面的竞争。
    译书开民智，现代出版促进了新的知识人群的产生
    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对于现代作家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他认准了哪个作家，觉得这个作家有希望，就主动为他包装、营销，不遗余力，最后把这个作家变成一个大作家，最典型的例子是林纾。林纾翻译的第一本小说是《茶花女》，一时洛阳纸贵。林纾后来出了一百七十多种小说，绝大部分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林纾不懂外文，要找一个懂外文的人跟他合作，如果跟他合作的人是一个品位比较高的人，就给他讲讲狄更斯、莎士比亚，如果合作的人是一个喜欢看通俗小说的人，林纾也搞不清楚，跟着他翻译，他一辈子翻译的一百七十多种作品当中，有三十多种是世界名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林纾老了以后，翻译的作品很多都是差的。张元济的日记里记着，某某编辑汇报林纾翻了一本烂书，张元济就指示下去：只要是林纾翻译的书照出，但是一定要让林纾重新修订，有的书名译得花里胡哨，张元济就让林纾把书名改掉。一个出版商跟作家之间是有斗争的，互相有牵制。其实张元济也是保护林纾，保证林纾的译作水平不至于太糟。
    还有一个重要知识分子是严复。严复曾经在一封信中说，“民智不可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严复一心只做一件事：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他认为如果把西方思想传播开来，老百姓“民智”开了，就会慢慢懂得世界是怎么回事，中国一定会有希望。问题是严复要这样做，一定要有人支持，没有人支持就是白搭。严复的第一本书不是商务出的，接下来商务印书馆把严复的八本书全包了下来，而且印得非常好，不仅包装漂亮，张元济还亲自为每本书做了一个中西名字对照表附在后面，让读者搞清楚书中的人名和地名等。严复的翻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发行，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经济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逻辑学等等社会科学的雏形，这在当时中国传统学术是闻所未闻的。可以说严复开创了一个新的知识人群。严复在商务印书馆有股份，晚年严复就靠商务印书馆每年给他的版税生活。所以说，有了现代出版制度，对文人就有了一个直接保障，出版与文人之间达到了良好的关系，共同创建现代文化的事业。这种情况是现代出版的一种典范。
    现代文化发展和现代出版发展是根本分不开的
    后来情况慢慢变了。很多知识分子自己做起了出版社。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个中型出版社——开明书店。开明书店也是从商务印书馆出来的。商务印书馆当时有个刊物叫《妇女杂志》，其中一个叫章锡琛的编辑在《妇女杂志》上刊文讨论“性解放”，商务印书馆的主管们觉得有伤风化，就把章锡琛解聘了。这件事以后，很多作家就鼓励章锡琛再办一个出版社，跟商务印书馆对着干。他们编了一批新文学教材。商务印书馆曾在晚清时候针对私塾的四书五经搞了一套新教材，后来中华书局针对辛亥革命搞了一套教材，但新文化运动起来后，一大批白话作家帮开明书店编了一套新文学教材，叫“开明教材”。当时编教材的有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林语堂等一批今天听上去名字响当当的大名人，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这套教材奠定了开明书店的基础，开明书店崛起了。开明书店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理想不一样，经营模式也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出版商跟文人的关系，而是一群文人自己在做出版，叶圣陶自己就是总编辑。他们也赚钱，养家糊口，也直接传播理想，同时对新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茅盾的《子夜》《春蚕》、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许多现代文学史上奠基性的作品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
    一群作家办出版社，这个模式后来有很多。比如巴金。巴金早年是一个革命者，等他法国留学回来，当年跟他一起搞革命的同志都分散了，他理想中的革命也失败了，这时巴金心里充满了矛盾，非常痛苦，所以就把它们倾吐在小说里面，创作了很多革命故事。巴金后来名气越来越响，但他写得很痛苦。
    1935年巴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批朋友，吴朗西、丽尼、陆蠡等等，他们有理想，喜欢文学创作，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们就自己凑钱办了一个很小的出版社，叫文化生活出版社，他们把巴金从日本叫回来做总编辑。巴金就这样开始编书，鲁迅支持他，茅盾也支持他。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抗战中出了很多书，其中有一套书叫“文学丛刊”，这套书每辑十六本，小说、诗歌、散文都有，一共出了十辑，共一百六十种书，里面有大概一半以上的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的书，比如曹禺、何其芳、萧红等。解放前曹禺所有的剧本都是巴金出的。还有很多在战争期间死去的作家，巴金把他们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就这样出了一百六十多部，另外还出了很多长篇小说、剧本等。就这么几个年轻人做起了一个重要的出版社。
    抗战时，国家面临沦亡，但中国文学著作的出版一点都没有少，很多优秀作家在这个时候涌现出来了。有大量的出版商在战争中不断地输送精神食粮，这很了不起。除了吃不饱饭，当时的出版人还要受生命威胁。当时巴金去了重庆，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是一个叫陆蠡的编辑，他最后死在日本宪兵队。但是尽管身处那么艰苦的环境，面临生死关口的考验，依然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在出版岗位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民族危难时期，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出版援助了很多逃难的作家。
    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建立与竞争、发展，到后来像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兴起与活跃，这样一个出版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出版与知识分子创建现代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出版商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他们把自己的写作、出版、文化传播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说，现代文化发展和现代出版发展是根本分不开的。
    (本文根据作者在“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一百二十周年主题系列讲座暨第二十五期大夏读书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经作者审定，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