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会议通知，我马上联想到的是近些年由程光炜、李杨两位老师带起的“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热潮。根据程老师他们的说法，“重返八十年代”的目的主要是想解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学术神话，通过揭示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及批评与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破除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普遍将50-70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对立起来的叙述模式；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揭示形成于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知识体制与思维模式是怎样“构成了近三十年的新主流文化，也是人们理解当代中国六十年乃至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基本认知装置”（贺桂梅语），并据此而重审当代文学史中关于“八十年代”的流行化叙述。
    虽然“重返八十年代”针对的是文学观念、文学史叙述与思维方式的问题，但实际上却触及了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当代文学史料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既关系到当代文学学科的成熟与否，也关系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认识深化和工作推进。
    一、文学观念的变化与“文学年代”的“重返”
    众所周知，一定的文学史叙述是由一定的文学观念（包括对文学的界定、文学性的标准、文学的价值尺度）主导的。文学观念往往决定治史者的研究视野与叙述视角，进而左右对于文学史料的选择。不同的治史者所强调的史料不同，其文学史著述中所呈现的历史意义自然不同。
    但是随着历史语境、知识体制与社会思潮的变化，文学观念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既然如此，对于过去的“文学年代”的“重返”、对于过去文学现场中史料的重新挑选与阐释也是总会发生的。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文革”结束后，出于对“文学工具论”的强烈反感，对前三十年文学史书定方式的刻意反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界的确有一种强大的“去政治化”的价值诉求。让文学摆脱政治制约的文学自主论的观念渐成时代主流，并主宰着此后的文学史叙述。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文革”前后的文学一般被理解为一种“文学”与“政治”的对立关系。而“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者所要解构的，就是这种高度本质化的二元对立，“‘重返’或‘重读’‘新时期文学’的目标就是要动摇或挑战这种既存的生产文学史的常规方式或常规进程。”（李杨语）
    显而易见，至少在倡导者的眼中，“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已经成为“问题”，被认为是割裂了文学与政治、历史、现实的关系，所以必须跳出，必须将“八十年代”“问题化”“历史化”。
    这样看来，“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者们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史观念如果不说是与“八十年代”完全不同的话，那么至少已经有了比较重大的改变。而之所以如此，显然又与1990年代以后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各领域的市场化导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知识界的思想分歧息息相关。由于全球化的加剧和国际视野的变化，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如国家利益冲突、全球贸易话语权的争夺，国内的贫富分化所导致的民粹思潮以及左派思想资源的激活，反映到知识界，就是出现了人们对于1980年代所产生的“现代化叙事”的怀疑以及对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而在文学界，则是国内多位著名学者参与的对于“纯文学”观念的反思以及对于“底层文学”乃至“打工文学”的推崇。所以，“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热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不过，就像“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者们所强调的，这一次的对于过去“文学年代”的“重返”不同于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简而言之，如果说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是出于对当代文学研究“前三十年”文学史叙述的刻意反拨，而在主流意识形态模式之外寻找另一种文学史叙述的话，（如陈思和后来所构建的以“民间”话语为主导的当代文学史叙述），那么，“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者们显然并不想掉入他们自己所批判的以往文学史生产中高度本质化的二元对立，也并非要完全否定1980年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其目的只是要修正、改变已经明显暴露出问题的文学史叙述。所以，他们才关注“在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构造过程中那些被不断遗失和扭曲的东西，那些被忘记或被改写的知识和思想。”（李杨语）才要“重返”被“遗失和扭曲”的文学现场，“打捞”被以往文学史“遗忘”的历史，展示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观念、历史观念对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的某种遮蔽。
    二、文学史料与文学观念、文学史叙述的关系
    由于“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者反复强调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要“重写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回到现场和当下，重建文学批评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维度（杨庆祥语），所以，迄今为止，他们的研究还是以文学史上的一些个案为主，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推进意义主要在于文学观念的开放与历史视野的放宽。
    而这样做显然堪称明智。因为，如果没有清晰的文学观念，那么不仅进行文学史叙述是困难的，而且对于史料价值的鉴别也是困难的；但如果文学观念过于清晰或者说过于单一的话，那么因此建立的文学史叙述必然是片面的、主观性非常强的，而且对于史料的取舍也必然是挂一漏万，选择性过于狭隘的。相比之下，对于复杂万端的当代文学研究而言，经过匆匆赶路的“后三十年”之后，也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之后，当下最迫切的工作，的确应该是清理与调整。
    无论如何，“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至少提醒人们：“当一个史学研究者解读历史资料时，还必须识别出这些资料的制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混入其中的思想理论酵素，尤其要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渗透和扭曲。”（俞吾金语）而要关注“重返”被“遗失和扭曲”的文学现场，“打捞”被以往文学史“遗忘”的历史，展示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观念、历史观念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现象的某种遮蔽，就必然带来史料选择的问题。在“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中，一些以往被视为重要史料的文本隐退了，一些边缘史料突出了。而这一现象的发生，就给了当代文学研究者们这样一个启示：何为重要史料，何为边缘史料，重要史料与边缘史料的关系如何？实际上，随着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的变化，当人们“重返”过去的“文学年代”的时候，史料的重要性是会变化的。正如卞之琳的《断章》所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随着视角和视野的变化，风景的范围与风景的内容构件也必然会变。
    三、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与当代文学研究的两个维度
    我参与过洪子诚老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的编选工作，记得当时主要侧重于理论文章、报告讲话和书评、社论之类的史料，很多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料也大致如此。但“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却将文学的编辑、评论与作家之间互动的材料突出了出来。例如其中有一篇研究阿城的小说《棋王》的经典化过程的论文（由程光炜老师指导的人大的博士生杨晓帆撰写）就是这类文章的典型。非常有意思。后来程老师以“编辑与80年代文学”为题在《长城》杂志上开辟学术专栏，集中“打捞”80年代的某些作品在创作、修改、编辑、发表过程中的一些史料，来重审80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更能体现这一点。这种研究侧重的改变，使我想到的问题就是：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必须包括当代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整个环节，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应该包括这整个环节。例如，可见的当代文学史著述普遍轻视甚至忽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其实在调查中证明自出版以来它一直非常受读者的喜爱，阅读率很高。这种奇怪现象的产生，至少说明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消费的这一环考虑不足。显然有问题。所以，我认为对当代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整个环节进行研究，是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与当代文学研究必备的一种共时性的维度。
    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维度我把它称之为历时性维度。如果把前述的共时性的维度视为外部研究为主的话，那么这一维度就属于内部研究。它应该是侧重前辈作家与后辈作家之间、过去作品与后来作品、以前的文学思潮与后来的文学思潮之间的内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这就会涉及作家的阅读史等等研究，挖掘作家的日记、书信、书评、序跋等史料。关于这一方面，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等著作具有很多积极的理论启示。
    四、当代文学史料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演绎法和归纳法
    “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演绎法，根据一定的文学意识、文学史观发现以往文学史著述的问题，进而去寻找以前的“边缘史料”。我把它称之为史料与史观的双向互动。另一种方法是归纳法，通过耐心、细心的史料挖掘、整理与阅读、辨析，见人所未见，得出新的历史结论与历史意义。我称之为史识与史料互博，“文史互博”、“文史互照”——所以，好的治史者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视野应该是“文史哲”打通，在信息时代如果能掌握新媒体技术就更能推进史料建设与文学研究工作。
    我认为，上述的演绎法和归纳法是当代文学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所常用的两种最基本的方法。
    五、“当代文学六十年”与当代文学史料的阶段性特征
    当代文学是一个远比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特殊、复杂和困难的领域。政治和文学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代文学史料的问题还带有一种时期的特点，什么种类的材料在什么时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概括来说，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史料差异最显著，应该分段清理。“前三十年”有很多运动，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带有“顶层设计”的“计划”特点，所以史料应该以政策文件与理论批评、社论、读者来信等等为主，体制内的史料更为重要。而“后三十年”的史料可能要更注重民间性，包括大量的“民间刊物”（简称“民刊”）、民间社团的活动等，——这个应该高度重视，尽快抢救。
    六、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与图书档案情报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
    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的困难主要在于国家“解密”制度的贯彻落实不够以及图书档案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不足。很多体制内的档案资料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往往秘而不宣，难以获取，当代文学史料的查找与搜集往往比现代文学史料更加困难。必须向当局不断呼吁，必须在档案文献界形成公共服务的现代意识、观念，当代文学史料的建设工作才会有良好的开展。例如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出版后中国作家协会等对研究者进行的档案封锁问题，就证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其他的问题，还有个案研究与整体性、普遍性的关系问题，还有当代文学历史文献中的“孤本”搜集整理，还有新媒体的出现所带来的电子史料的存储与处理，海外与国内的文学互动所涉及的史料等问题，都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