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在诗中说：“世界上没有幸福，但有自由和宁静。”读书论文的日子固然艰苦，却能达到一种自我专注中的平静。在轻忽读书、人人急速向前的大时代里，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地读书，已然是一份难能可贵的自由。
    这段话出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严飞老师的新书《学问的冒险》。笔锋转合之间，普希金的诗句成为他工作、学习时刻的友伴。细读这本新书会发现，作为一名年轻的社会学学者，严飞常常与王小波、北岛、于坚、齐邦媛等人在文字中对话。
    
    严飞
    在严飞的求学、教学之路上，他曾辗转中国内地、香港，以及英国、美国等多地高校。2014年，从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严飞前往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以博士后身份继续研究工作。2016年，他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今年8月，他的新书《学问的冒险》与《城市的张望》出版，两本著述分别聚焦他的学术故事与香港的城市文化。
    对于社会学者而言，阅读文学作品是必要的吗？严飞认为非常必要，他在自己的课上就推荐学生去读莫言、陈忠实、张炜、格非等作家的作品。他推荐的都是非常经典的小说，“但倘若把这么多相似题材的小说放在一起，读下来就是历史，里面也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我们会看到在宏大的历史变迁之下，社会对个人怎样产生冲击，个体又怎样去做选择，把这些作品连在一起就非常有意思。”而辗转中、美、英多所高校的严飞对于不同学校学生气质与氛围更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借着新书出版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严飞，与他聊聊书本背后的故事。
    澎湃新闻：您的新书《学问的冒险》看起来像个人的学术传记，许多学者会选择在暮年写这样的作品，您现在就写作、出版会不会觉得有点早了？
    严飞：《学问的冒险》这本书并不是我的学术传记，只是作为一名刚刚步入学术之旅的年轻老师的体会。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想写书，而只是一个记录。在海外求学读博士时很辛苦，所以在写英文论文时，我一般每写完一篇作业、一篇文章，就想转换思路、休息一下。休息的办法就是会写一篇中文文章，也算一种放松调节。这本书里的文章就是这样在漫长的读书期间，断断续续写的。读博有时特别郁结，比如说熬夜通宵写论文。常常会想我又通宵了，终于把这篇文章写完，把这些材料都读完，于是就会特别有倾诉欲想用中文表达，就记录了下来。
    这些文章结集以后再回头去看，会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好玩的想法。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叫做《在荒岛迎接黎明》，其中有一段说我熬了一整晚写完论文，黎明的阳光照进来时，像摘草莓的小姑娘站在你的门口敲门。我现在回头读，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跳出这样的场景描写，也算是非常真实地记录下来了一个读书时的片段。
    其实，不仅是我自己，我认识很多在北美读博士的朋友都会通过不同渠道方式来记录。我有一位好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的博士，他喜欢写诗，就在读博期间写了很多诗。在海外求学的年轻学者都会彷徨、迷茫、寂寞跟孤独，感觉一个人在战斗，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不断地在自我反刍、自我诘问，质问自己到底要怎么办。
    澎湃新闻：新书里引用很多文学作品，您觉得文学作品之于学社会学有阅读的必要吗？
    严飞：我觉得非常必要。我在清华教授一门“历史社会学”课程。这门课是我们社会学本科生的必修课。在课上，我会建议学生从戏剧、文学和电影作品里找寻一些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并推荐学生们阅读很多涉及到历史题材的小说，譬如莫言的《生死疲劳》、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王以培的《烟村》、格非的《望春风》、葛亮的《北鸢》等等。这些文学作品倘若单独从文学的角度去读，我们会觉得是一篇非常好看的小说，但倘若把这么多相似题材的小说放在一起，读下来就是历史，里面也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我们会看到在宏大的历史变迁之下，社会对个人怎样产生冲击，个体又怎样去做选择，把这些作品连在一起就非常有意思。
    我现在的研究更多是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四个不同的维度聚集一起，阅读这些作品时会觉得它们其实是历史社会学里典型的案例研究。诸多小说的叙述就集中在一个村庄，把这个村庄变迁的历史描述清楚，我们会看到不同个人在整个变迁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诸多运动的冲击之下，不断地和体制产生很多的互动，做出不同的命运转折，在不同的历史转捩点，人们如何分道扬镳。例如齐邦媛的《巨流河》，我也会在课上推荐，这部作品可以让学生读到人们在1947、1948年历史关头之际，他们的命运因何会发展改变，继而又影响到之后的人生走向。把这些故事放在历史的维度之下，再结合一些社会学论文的理论分析进行比照阅读，就会非常有趣。
    
    澎湃新闻：您辗转国内外好几所高校，觉得各个学校的学生气质有什么不同？
    严飞：我从教书的角度讲，清华的学生非常严谨、求实、好学，这是他们的优点。他们的缺点是没能深入学习，这也是国内高校培养体制里的通病。斯坦福的一名学生每学期一般修课18到20学分，3到5学分是一门课，所以一学期就修3到5门课。课不多，但每一门课的课程作业量都非常大。相对而言，这样的话每一门课都会有充裕的时间深入阅读文献。清华的学生一学期可以修30多个学分，一门课2到3个学分，每名学生每学期会上八到十多门课，每天上午、下午都在不停地跑教室。这样的话，只能是上课时直接来听老师讲课，课后却很难有时间完成老师每周所布置的阅读文献。
    香港学生的培养方式又是另外一种思维导向。整个香港的大学教育体系，更加追求务实性，常常强调对于学生职业化的道路引导。比如我过去工作过的香港城市大学，在过去十年间，它的综合排名从世界200多名跃升至世界前50名，但对于学生，培养的目标却是把他们塑造成穿着西装革履的银行职员、律师、医生，并不是往一个有思想、有人性关怀和人文素养的角度去发展。
    美国的学生相对自由一些，他们更有创造力、有想法，会把创造力付诸实践，不会受制于毕业以后要买房买车的现实束缚。因为没有这些束缚，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比如毕业以后想去做NGO、做公益、扶贫等等。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常提到理想主义，您觉得清华的同学具备理想主义气质吗？
    严飞：我知道清华、北大确实有很多学生非常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我们社会学系有位学生理想是要做一名导演，后来就到北京电影学院去学纪录片拍摄。我们还有特别喜欢剧场艺术的同学，她就会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剧场和舞台做一个批判分析。我们今年刚刚毕业的一位大四学生，则跑去了芝加哥艺术学院修读艺术史和策展。
    从这点上说，他们和我认识的典型清华学生不太一样。在来清华之前，我对于清华学生的认识是非常的务实，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也相信会有很多。但后来也见到有不少清华学生在追求艺术、文学、电影、剧场、戏剧，这让我感到惊讶，同时也给予我一种教学上的喜悦，会见到不同的可能性。
    澎湃新闻：此前，清华大学颜宁教授决定受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消息发布后，引发诸多讨论。最有名的一篇讨论文章《清华才女颜宁教授为何负气出走普林斯顿？》将这桩“喜事”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随后清华校方认为这并非“负气”，而是高校间的人才常规流动，您怎么看这件事？
    严飞：我认为这是正常的高校流动，颜老师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但不是唯一的案例。在清华，颜老师是一个代表，除她之外，还有建筑系的老师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经管学院的老师去斯坦福大学任教，我们社会学系也有位老师去香港大学任教。
    他们都非常优秀和热爱清华，但因为其他学校可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契合他们的研究方向，因此才离开。我觉得这种流动是学术圈很常态的一种相互流动。最早是在理工科，生物、物理、化学这些学科上，清华的实力已经可以和海外最好的学校如麻省理工、斯坦福进行媲美，甚至某些优势科目上已经超越他们。所以每年学校和学校之间，老师和老师之间都会存在着大量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这个趋势未来会延续到社会科学，像社会学、政治学，现在年轻一代的老师不断地用英文写作，参与英文的学术交流、国际会议。他们在国际学术圈里不断受到重视，国外高校慢慢接触后会觉得你确实做得不错，也会请你去国外教学。
    澎湃新闻：您作为博士生导师，觉得现在国内外博士的培养方式差距大吗？
    严飞：在社科领域里，我们在博士培养上确实落后于海外，特别是落后于北美很多，这点毋庸置疑。因为我们整个思路方法、学科训练以及对于学生的压力都不可能和北美相提并论。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博士培养环节中发现很多博士对于海外文献阅读有很大欠缺，特别是对最新的海外学科发展和研究导向缺乏深度了解。归结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在渠道资源上，常常没有办法阅读到最新的期刊论文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我们的博士生的英文训练还有很多欠缺，英文的底子还没有非常好，需要不断加强。
    我们希望可以改变这种情况。现在我们社会学系在做一件事，就是在博士培养阶段，会加重博士生们的英文学术训练，增加英文文献阅读的比例。同时鼓励他们多多参与到海外学术交流，不断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锻炼，增强他们英文的论文发表能力和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