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期间，当被问起阿里巴巴进军好莱坞的计划，马云提出：中国有很多英雄，电影中的中国英雄总有死，美国英雄永远不会死，我想要我的英雄活下来。
    即便马云总结得不是很全面，很多人也有此共鸣。提到中国英雄故事，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项羽、关公、岳飞、文天祥，乃至近现代的董存瑞、王成……结局都是为正义而献身。联想到好莱坞电影则是另一番景象，我们会想起漫威超级英雄，譬如超人、蜘蛛侠、美国队长，以及《独立日》《空军一号》《拆弹部队》《血战钢锯岭》这种极致的美式爱国主义电影，似乎美国英雄总能活着拯救人类于危难之际，赢得完美结局。
    成因当然复杂，文化差异影响很大。在我们的文化中，英烈的概念比英雄在民间信仰中要更加深入人心，中国大地上至今留存着不计其数的关公庙、岳飞庙，人们把舍生取义的英雄奉为神明，这种信仰已经融入我们的民族性格。但美国的文化不同，个人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国家气质，无论早期的西部牛仔，后来的美国大兵，以及具有超能力的漫威英雄，无非是换了一套装扮和背景板罢了。
    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跟国家的历史和民族的自我认知脱不开关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近现代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胜利和牺牲成为主流叙事的双重主题，它之所以主流，之所以刻入人们的心灵，因为它符合人们对民族境遇的认知，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发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声音。近几年“抗日神剧”之所以遭到舆论的批判，原因之一是，神剧们改变了抗战英雄的“人设”，其中的盲目乐观、过分夸大与巨大的民族牺牲构成了一种认知不协调，甚至伤害了人们的历史感情。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乐观地想象中国英雄。这几年国产电影《中国合伙人》里讲述的企业家创业，《湄公河行动》中缉毒警深入虎穴，都透着乐观的英雄主义，尽管艺术呈现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仍然受到观众的热情回馈。在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之外，更在于这些作品抓住了时代的主题，切中了社会的心理。新的中国英雄不必都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国家的利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成就、不可分割。
    我们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看到的这种新的当代中国英雄，他们身上洋溢着的乐观、自信和勇敢，之所以深入人心，引发共鸣，因为故事背后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成长。
    但我想，即便如此，新的中国英雄也未必就是他国超级英雄的中国版。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期待终究脱不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脱不开中国对自己的世界角色定位，脱不开中国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想象。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这既提出了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也隐含着中国在世界角色中的身份定位。这种构想不同于美国，那么我们的新的中国英雄也应当是全新的。艺术创作不是图解政治，不是取媚票房，是对时代精神的提炼，是同民族心灵的对话，它考验着艺术家面对现实的认知深度和讲述故事的艺术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