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率先垂范，已经在文艺理论上拓展了新视野，作出了新概括，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创性地奠定了基础，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构建树立了新路标。
    一
    任何一种文艺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习近平文艺思想也是如此。习近平文艺思想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时代的文艺理论，是发展和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程中的文艺理论，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
    我们所以把习近平有关文艺的系列论述和讲话概括和定义为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因为这一思想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有创新性的推动。习近平文艺思想业已成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有系统观点、有理论支撑、有科学判断、有举措跟进的完整的文艺学说体系。
    只要我们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就可以发现，习近平文艺思想极具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它所产生的和正在产生的理论能量，已经极大地推动和改变着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格局与面貌，其影响超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它携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已经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化推进到一个生机勃勃的阶段。
    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习近平文艺思想对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职责使命、目标任务、面对的问题和原则性要求，以及对文艺创作该做什么和怎么做，都有深入探讨，都有精彩阐发，都有纲领性意见。习近平的文艺思想加之他在其他领域的相关论述，已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
    在纪念建党95周年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从动力源上揭示了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习近平思想的精神渊源和理论指向。这个“初心”，就是坚定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把这一宗旨贯彻到文艺思想中，就有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不仅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第一次从创作“导向”的角度，把文艺方向和道路问题创造性地落实到文艺的各个层面。
    文艺的根基在人民，文艺的力量在人民。人民在文艺创作中处于何种地位，人民与文艺创作之间是何种关系，这关系着文艺的性质、文艺的命运、文艺的未来。人民能否成为文艺的服务对象和表现的主体对象，人民能否成为文艺的主体并享有文艺的权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关注的核心与灵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当文艺真心实意地以人民作为实际创作导向的时候，人民就会把对文艺的由衷赞许和美好感情真诚地呈现出来。
    二
    习近平文艺思想不仅解决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而且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艺”怎样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具体讲，亦可说习近平文艺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和“怎样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它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认识，成功开辟了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道路。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推进意义。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说：“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面对文艺思潮、文艺现象和创作与批评中存在的问题，着重阐明了新形势下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任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通过提“几点希望”的方式，揭示出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的办法和路径，这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不难发现，前一个讲话更多谈到的是“应该不应该”走“人民的文艺”之路问题，后一个讲话更多谈到的是走“人民的文艺”之路“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么做”的问题。习近平强调，要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要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
    对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判断，对实现“人民的文艺”举措的拟定，这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内核，是习近平文艺思想赓续前人又超越前人的地方，是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增添的有时代感的新东西。不要小看这一点，它的理论威力和真理光芒，在今后的文艺实践和文艺运动中必将日益显露，社会主义文艺运行的规律必将被更多人所把握，人民文艺的观念必将影响更多人的意识，在有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史上必将写下新的一页。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呼吁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到列宁希望文艺“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从毛泽东阐述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强调“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再到习近平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如壮丽日出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红线，越到后来越焕发出耀眼的光彩，越显示出无穷的美学威力。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21世纪中国迸发与发展，说一千道一万，就是高举的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的旗帜。这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文艺获得理论自主和理论自信的基本表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的文艺事业、文艺工作、文艺理论批评，就会有切实的抓手和规范，就会有成熟的思路和见解，就会有破解各种难题的招数，就会有攀登高峰的目标和勇气。这正是习近平强调“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结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的原因，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经历几十年风雨的磨洗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根本经验。
    习近平曾经指出：“实际上，怎么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 这个判断对社会主义文艺也同样适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文艺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说明解决社会主义文艺的“治理”也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在以往的文艺实践中，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革。经过几十年下来，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如今，我们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以往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的问题进一步解决好，以新的成果证明社会主义文艺的先进性和文艺制度的优越性。为此，就必须沿着正确的航向不断改革创新，使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力量充分体现出来，使社会主义的文艺制度更加完备、管用和定型。习近平文艺思想恰是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启迪。
    三
    习近平文艺思想是独特的中国文艺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结晶。它是根据本国传统、现实国情、长期的管理经验与人民的期待，创造性地推进文艺事业所形成的新的文艺学说和理论系统，形成了不同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史上其他时期，也不同于任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艺发展和政策的新模式。这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鲜明特点和重大创新。
    如果说以往我们的文艺理论更多地是从理论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来阐释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特征，那么，习近平文艺思想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基于必须高于和好于现有文艺状态的诉求，展示和探讨了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应有的素质和品格。因之可以说，这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对人类文艺思想长河做出的新贡献。
    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列宁曾经预言，在社会主义铲除了艺术家必须为市场生产商品这种最无聊的事态的压力之后，苏维埃国家应当成为艺术家的保护者和赞助人。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社会主义文艺应当称赞或歌颂什么, 应当拒斥或反对什么,如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邓小平阐述的重点在文艺怎样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实现“四化”服务方面。像习近平这样，结合新的历史语境全方位地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规律、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法则，并同整个民族复兴伟业的大格局紧密结合，从必由之路到发展蓝图，从总体布局到战略思维，从力量保障到中西关系，从领导核心到批评艺术，几乎关涉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所有方面都提出深邃的指南性见解，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是不多见的。
    习近平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变革亦是如此。习近平文艺思想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现代文艺的蓝图与愿景，是最符合中国当代国情、符合当今中国文艺实际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只有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在论述中对文艺的“西化”倾向如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习近平文艺思想清晰地告诉我们，那种认为西方的文艺道路是实现文艺现代化的惟一可行之路，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必须模仿和跟随的观念是错误的。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他还说：“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毋庸讳言，西方文艺道路的矛盾弊端、体制机制和历史局限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迷信西方文艺现代化模式和方案，只会引导我国文艺走进萎靡不振、肤浅低俗的死胡同。
    多年来，西方文论话语对我国文艺的浸透是非常明显的，它导致不少学者在一些重要观点的论述上喜欢引述西方学者的话语，有些甚至不考虑前因后果、条件和背景“生搬硬套”，仿佛有西方学者话语的支撑才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心甘情愿地当西方文论的“搬运工”和“批发商”。习近平的讲话，无疑给这种倾向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文艺实践已经超出了西方文论话语和理论的阐释能力和范围，中国人完全可以以自己的眼光和话语，观察和阐述自己的文艺世界。我们文艺理论现今的任务是辨析与扬弃西方文论话语，为建设自己的文艺理论话语提供有益的借鉴，而无须用它作为标准和佐证。同时，防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人民群众艺术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资产阶级文艺学说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取代。习近平文艺思想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重视，我们也应该从这个视角与高度去理解和判断。
    面对思想活跃、观念碰撞、国际交融的大背景，面对文艺领域出现的价值扭曲、是非混淆、浮躁粗俗、娱乐至上的诸多问题，习近平文艺思想没有回避、没有遮掩，而是坚持问题导向，知难而进，精心制定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思想引领，倡导使命担当，创新工作方法，巩固文化阵地，遏制错误思潮的蔓延，同时坚持把生产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作为工作中心，把创作定为作家艺术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极大地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这些带有时代底色的理论建树，无疑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又一发展。
    四
    人民文艺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对文艺的领导就应当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党对文艺事业领导必须遵循的法则。
    新世纪以来，我国文艺队伍的结构、思想状况和文艺风气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面临着诸多新的任务与挑战。这个时候，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的领导，如何使文艺工作更好地适应和配合新的伟大工程和斗争，就成了文艺理论必须着重解决的课题。
    为此，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面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方面，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这些论述，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强烈问题意识，感受到习近平文艺思想同我国文艺变化之间紧密关联、与时俱进的脉动。
    因之，党要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给广大文艺工作者“补钙”，引导作家、艺术家树立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使文艺创作“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便成了党领导文艺的责无旁贷的使命与责任。
    在中国真正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时刻，在中国文艺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时刻，在中国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时刻，我们更加体会到习近平文艺思想给予文艺家们的“豪气”、“勇气”和“底气”，体会到习近平文艺思想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思维定力和理论力量。
    习近平说：“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为此，他对中华民族精神大厦各个层级的构筑都作了精心的思索与规划。无论是在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还是在组织宣传、新闻舆论、网络媒体、高校思政工作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而新颖的论述。文艺是民族精神大厦建设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文艺思想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顶层设计与施工方案。
    习近平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要坚守“红色阵地”，旗帜鲜明地促使“黑色地带”转变颜色，在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共识中去争取“灰色地带”。他希望固守住“政治底线”这个圆心，进而使包容的多样性半径更长些，画出的同心圆更大些，凝心聚力的效果更强些。
    文艺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正因如此，习近平告诫我们说：无论怎么改、改什么，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目标不能改，坚持文艺正确导向的原则不能变，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不能丢。
    五
    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文艺改革的深化过程中出现的，是在反思和直面问题中展开自己的理论画卷的。它的各个论点，都是从现实需求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切与期盼中催生和提炼出来的。从习近平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几乎可以发现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需要探索和解决的所有要素与层面。譬如，文艺与生活问题、文艺与时代问题、文艺与理想信念问题、文艺与历史经验问题、文艺与文化传统问题、文艺与市场关系问题、文艺的内容和形式问题、文艺的风格与创新问题、作家的创作状态问题、文体和传播方式问题、文艺与作者的道德情操问题、文艺价值与价值观问题、文艺家的素养和感情问题、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关系问题、文艺批评标准和态度问题、党的领导与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层层展开，都是有的放矢、切中肯綮、目光如炬的，不仅创造出新的话语，实现了经验性“名称”向规定性“概念”的升华，而且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勾画出一种能发挥突出作用的框架结构。
    这一框架结构还提供了另一条认识线索，那就是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能够恢复青春并保持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集人类进步文艺学说之大成，能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解释文艺历史、分析文艺现状，并找出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因素与文艺发展的内在联系。习近平的文艺论述，像以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著作一样，每次学习都能见到独特的、意想不到的新颖之处，每次重温都像初读那样给我们带来新的亲切的发现与感受。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推进各项工作，要靠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后，他又提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命题。2016年，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017年7月举行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又特别明确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考虑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显然，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率先垂范，已经在文艺理论上拓展了新视野，作出了新概括，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创性地奠定了基础，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构建树立了新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