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诗是诗人写的。什么样“存心”的诗人，写什么样的诗。同理，什么样“存心”的时代，出什么样的诗人。
    这几句大实话，至少在谈论现当代汉语新诗诗人时，是个必要的前提。
    “存心”，即“动机”，德国人哈贝马斯讲的写作“心理机制”，即谁在写、写什么、怎样写之外，还得深入考察“为什么写”的问题。爱尔兰诗人叶芝说过一句话：“我们和别人争论时，产生的是雄辩，和自己争论时，产生的是诗。”可以看作对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的注脚。
    叶芝这里所说的“别人”，在本文语境中，大体作为指代所有的“他者”性存在，似乎会更明了一些。
    百年新诗诗人及其作品，如过江之鲫，何其繁盛？但水落石出后，谁存留了下来？谁还会继续存留下去？谁与时俱进继之时过境迁而后废之朽之不复存在？或者换句话说，谁争了“当下”也便活了个当下，谁心存“千古”而不争也成千古？如此等等，都和诗人的那点“存心”有关系。
    这是“人本”。具体于新诗“文本”而言，“存心”不正，则诗体难正；“动机”不纯，则诗性难纯——无论古今，诗都是最见心性的，“用心良苦”，或“别有心机”，结果大不一样。有关当下汉语诗歌创作诸多现象与问题的解析，其实都得从“心”说起。
    2
    深入反思与辨析新诗以及后来被正名为“现代汉诗”的“诗心”所在，有两个心理机制惯性，一直或隐或显此伏彼起而长期存在，需要认真检讨：一种可谓“创新情结”，为创新而创新；一种可谓“运动情结”，为“他者”而他者。前者，耽于变动不居，因变而益衰，而致优雅的缺失和典律的涣散；后者，乐于与时俱进，或从众造势，成为宣传、时尚、乃至娱乐化的附庸，而至真纯的缺失和初心的涣散。
    两者共同的“病根”，在于其创作心理机制中，总有一个“他者”的存在暗自作怪，缺少那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心胸与气格，所谓自若即失，唯有顾盼，是以大多为小家子成了点小格局，弱诗人写了些弱诗歌而已。
    由上文所引叶芝的说法，又想到孔子的一个说法。孔子谈学问之道，指认“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并认为“为己之学”方为学问之正道。套用圣人这句话，似乎也可将诗人与诗的存在状态，分为“为己”与“为人”两个向度观察之。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汉语诗歌的正根，或者说汉语诗歌的大传统，在“为己之诗”而非“为人之诗”。古典汉语诗词中许多传世之作，大多出之或唱和或赠答之得，便是一证。此种单纯“诗心”，可谓古典“汉语诗心”之要义——以己而发，为己而作，即或有一二“预设”知己，那也是另一个自我的对象外化，所谓“镜像”作用，心理机制上还是为己之诗，而非“他者”式的攀附。
    由此回头看去，百年新诗新了百年，其实主要新了个“为人之诗”：预设受众，预谋他用——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启蒙、新民、疗救等，当代文学意义上的主旋律、新诗潮、实验、先锋、走向世界等——皆为时代、家国、民族、阶级、大众、小众、以及“与国际接轨”等等所主导而发展变化，且慨而慷，发为各种思潮与运动，造势争锋，与时俱进，形成一个小传统，但若将其比之汉语诗歌大传统，还是多少有些底气不足。
    说到底，“诗在开始就不是救世的工具或媒介，它是最有生趣的艺术，光辉而不实用，但也最属必要。”故，“诗人的力量在于他的独立”；（雨果语）而“诗，这是人的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海德格尔语）一种存在。按照汉语的说法，诗人乃“真语者”（《金刚经》，“修辞立其诚”（《文言》），非“自性圆明”（《圆觉经》）者难成正果。
    尤其，现代化至今日之物质时代、后消费主义时代、碎片化时代、网络与自媒体时代、以及“娱乐至死”的时代，诗，越发成为无用之用之时，浮华还是上升，更得看诗人的“存心”如何了？所谓自得其所，方有诗得其所。
    ——有必要引用尼采的一段话作参照，或许更意味深长些：
    宁静的丰收。——天生的精神贵族是不大勤奋的；他们的成果在宁静的秋夜出现并从树上坠落，无需焦急地渴望、催促、除旧布新。不间断的创作愿望是平庸的，显示了虚荣、嫉妒、功名欲。倘若一个人是什么，他就根本不必去作什么——而仍然大有作为。在“制作的”人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种族。
    3
    原本，人类世界诗人的“诗心”，应该都是相同且相通的，何以生出“汉语诗心”一说？
    笔者生造“汉语诗心”的说法，在本文语境中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汉语诗人该有汉语自性的诗心所在，不能总是翻译诗歌主导的“范”；一是说汉语诗人为诗而诗时，多少还得操心点汉语的事。
    一方面，如上述行文中所点到的，至少就古典汉语诗人之主体精神而言，其主要取向，尽可用那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概言之：真纯朗逸，笃诚率性，出而入之，入而出之，有顾盼而不失自若，终归自得而美，唯诗文“千古事”为是。这其中的深层心理机制所在，其实与汉语感知与表意世界的根性有关，亦即“诗意运思”（李泽厚语）的汉语本质有关——个中话长，此处点到为止。
    另一方面，如T.S.艾略特所言：“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作为汉语诗人，其“存心”所在，自然还得“操心”经由现代“诗性编程”后，对汉语的“维护”、“扩展”、和“改进”起了多大作用？尤其现代汉语，恐怕很难经由别的话语方式获益于此，唯有现代汉诗责无旁贷——这可是个大问题，也是忙着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诗歌创作与理论一再延宕荒疏的问题。
    诗是语言的艺术，这艺术除了要尽诗的责任外，还得反转来尽语言的责任。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中尚留存使用的许多成语，多取自古典诗词，从而成为现代中国人，各个层面的感知与表意中，常常画龙点睛式的存在，其“穿越”性的“命名”效应，挥之不去，唯有眷顾，而功莫大焉，便是一个最显豁的例证。
    语言是人的起始，诗是语言的起始；诗由语言而生，语言由诗而生——这其中的相互关系及利害所在，实在大有说头。
    不妨转而讨论有关“汉语诗性”的命题，或可经由此关联而另获启示。
    4
    新诗或现代汉诗，经百年“现代化”，由倚重字构、词构之古典“编程”，转而为依赖句构、篇构之现代“编程”，其外在形式，如当代诗评家叶橹先生所言，只剩下“无限自由的分行”，另走一道，另成谱系，我们再回头谈论“汉语诗性”命题时，究竟要义为何？
    先绕开来说。
    古今汉语诗歌，若概要打通去看，大体可以“情”“义”“体”“境”四字，概括其原本可以共生共有的基本诗性——
    其一，“情”者，可谓“精神诗性”；
    其二，“义”者，可谓“思想诗性”；
    其三，“体”者，可谓“形式诗性”；
    其四，“境”者，可谓“境界诗性”。
    此诗性“四维”，其中，前两点关乎主体，在本文中主要关乎“汉语诗心”所在；后两点关乎对象，在本文中主要关乎“汉语诗性”所在。前两点普遍都明白，后两点须略备细化说明：“体”之所在，包括语感、气息、节奏、韵律等，从中见出文学及艺术修养的高低深浅；“境”之所在，包括文心、文脉、文字、文采等，从中见出文化涵养的高低深浅。
    现代汉诗与古典汉诗，除开精神与思想方面，心系“时代愁”还是心系“万古愁”的明显差异之外，关键是后两点“体”与“境”的差异，亦即“形式诗性”与“境界诗性”方面的差异，较为复杂和微妙。
    顺便一说：这多年的当代诗学，多热衷于“思想诗性”和“精神诗性”的宏观关注与言说，疏于切实有效的微观研究，“汉语诗性”命题的提出，或可引发一点类似的话题，渐开风气，而别具意义。
    5
    诗，以及一切文学艺术的存在，或为语种所限，或为材料所限，或为形式所限，总是以其类、种、个的局限为基本文体属性。换言之，即以其局限为位格之所在，以及风格之所在，以免混同于他者。
    局限即界限，类、种、个的“域”之所在。在具体创作或叫做文本生成的过程中，界限或可适当伸缩，或越过界限探求并扩展新的表现“域”。但总体而言，若过于扩张，则可能反而失去原有的“领土”而无所适从，造成属性的含混不清而致典律的涣散无着。
    百年新诗，其潜在“危机”正在这里——屡屡变动不拘，在在创新不断，“滚动的石头不生苔”（法国谚语），只剩下大众化的、运动性的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如此结果，只能是不断“下行”而泛化，乃至连“分行”也只是一种表面性的存在，内里的文体意识亦即诗体意识，已经相当模糊。
    道成肉身，这“肉身”之“体要”，是诗之“道”所以然的根本属性。
    记得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编选《西方诗论精华》一书时，读到美国诗人学者乔治.桑塔雅纳的一段话，至今印象深刻：
    从形式的角度看来，诗歌的不严格的定义可以这样表达：诗歌是一种方法与涵义有同样意义的语言；诗歌是一种为了语言、为了语言自身的美的语言。正如普通的窗户，其作用只在于使光透过，而彩绘的玻璃使光带上色彩，从而使自身成为住宅里的物品，继而又使其他物品带上特殊的情调。
    回到常识性的再确认：诗（现代诗）是对涵泳于“分行”中的思想、精神、意绪诸“内容”的一种语言“演奏”，其本质不在演奏的“曲目”及“内容”如何，而在于其演奏的方式以及风格如何。
    在这一方面，语感及其风格方面，以及有关形式要素之分行、断连、跨跳、节奏、调式等方面，“笔墨当随时代新”的新诗，以及无限自由分行的现代汉诗，似乎并没有给出多少经典性的规律或范式可言。这样说，不是要归法于一，而不免会伤及以自由为灵魂的现代汉诗的根性，而是要择善为流，于典律的意义层面发挥自由的精义，总比任运不拘及散漫无着要好些。
    这是“形式诗性”的简要讨论，更要紧的问题，还在“境界诗性”上。
    6
    新诗百年，以“现代化”为由，唯“现代性”为上，是以又有以“现代汉诗”为正名之举，从“定义”与“命名”上确立并强调其“现代性”属性。
    而现代性诸问题中，首要一点是人与自然的背离。这里的“自然”，不仅是指“生态自然”，也包含“心态自然”，或“自然心性”——现代诗人也不例外，而且现代诗人之诗写的第一要义，正是要质疑进而填补这样的背离。
    不少诗爱者都体验和发现到：读古诗名作，明知是依循格律做出来的，却常常感觉是从古人心里自然流出来的；反之，读大多数现代汉诗，表面看去是自由潇洒“流”出来的，一旦读多了读久了，却反而感觉到是依循什么“预设”之维做出来的。若深入品味，再上升到理论性的认知，或可概言之：有诗形而乏诗味；有诗感而乏语感；有诗情而乏文采；有诗心而乏文心——“四乏”所致，或轻或重，影响及新诗以及现代汉诗的品质与位格，也是至今难以取代古典诗歌，在现代中国人相关感知与表意的必要位置的主要原由。
    顾随先生在比较宋诗与唐诗时有一个说法：“宋诗意深（是有限度的）——有尽；唐诗无意——意无穷。”若将此说法套用于新诗普泛之作与古典诗词精华的比较，可谓“昭然若揭”。
    这便是“境界诗性”的关键所在了——此“境界诗性”之有无及深浅，不仅取决于心理机制，也许更重要的还取决于语言机制。是以近年我总在讲一个极而言之且自以为是的“歪理”：在现代汉语语言机制及其语境下产生的现当代文学艺术，说到底，摆脱不了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的局限。
    那么，下一步就要问：如何走出这种“模仿”之怪圈？或者说，我们的现代汉语文学与艺术，何以能在当代世界文学艺术格局中，重新找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定位？
    大概唯有重返对汉语本质属性的再认识，方能有所改观。
    7
    顾准先生有一句话：“诗人最要能支配本国的语言文字”。
    从古典汉语到现代汉语，语言变了，但文字大体没变，不管繁简，总归还是“汉字编程”。汉语感知与表意世界的根本属性在于“诗意运思”（李泽厚），而这一属性的根本脉息，又在汉字。由这一根脉所在，决定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三大基因所在，即，一字一诗，一音一曲，一笔细涵大千（中国书法与中国水墨）。这三大基因，往深里讲，几已成中国文化身份的“指纹”之所在了。
    由此可以反思到，新诗及现代汉诗与古典汉诗在“语言机制”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基本放弃了“字思维”与“词思维”这一“汉语编程”的核心要素，唯现代汉语之句构与篇构为是，流风所致，沿以为习，不做他思。这样带来的问题，其一是总难摆脱由翻译诗歌影响下的洋门出洋腔调式，不免尴尬于复制与投影之嫌；其二即“汉语诗性”亦即“形式诗性”尤其是“境界诗性”的匮乏，难免不断下行而落陷于差异中的同一与肤浅。
    其实说来严重，正之也并非难事。关键在于，能不能摆脱过于信任和依赖现代汉语“编程”的惯性，多少加入一些古典汉语“字思维”、“词思维”的理念，慢慢习惯了，自然会在语感、语境、乃至心境上，都有些新的感受和要求，随之渐生变化，或许连气息、节奏等技艺方面的问题，也会慢慢有所改善。由此，所谓“汉语诗性”以及“中国身份”的要求，也自会有所提升与改观。
    但最终的问题在于：百年新诗历程，潮流所致，我们在在革故鼎新惯了，也在在与时俱进惯了，更在在从众从势惯了，又何以能认同这样的反思与提醒？
    同源基因，要“通”才能“同”。一个常理，何以在在难以落实？
    说到底，还是“诗心不古”，唯新是问，唯当下是问，唯“走向世界”是问，顾不得“常回家看看”而泛滥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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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百年新诗，有过耀眼的开端，有过艰难的过渡，也有过辉煌的成就。尤其是，还有过作为主要“介质”，去“定义”一个时代的历史功用——如胡适、郭沫若等之于五四“狂飙突进”时代，瘂弦、洛夫等之于海外“漂泊族群”时代，北岛、杨炼、舒婷等之于“朦胧诗”时代等——这一点，是其他新文学新艺术所无可比肩的。
    然而，时代赋予你的，时代也就可能转而他就。当下的问题是，当这种“定义”效应，随着整个文学艺术的“下行”趋势，逐渐减弱乃至丧失后，或者这一效应迟早或已然被其他艺术或亚艺术“介质”所取代后，作为纯粹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诗歌，又该如何“定义”自己呢？
    大概，也只能从如何重新认识和定义“汉语诗心”和“汉语诗性”上来，寻求新的位格与走向——设若认同这一理论前提，而需求解于具体人本与文本的“定义”之所在的话，本文给出的临时答案是：
    其一，不可替代的生存体验、生命体验、生活体验——独得之秘的中国经验。
    其二，不可替代的语言意识、文化意识、文体意识——独得之秘的汉语诗性；
    按时下说法，即：一则拼“走心”、“接地气”，二则拼“语感”、“接底气”。“地气”者，当下时代脉动之在场；“底气”者，古今学养修为之在心。二者居其一，即可别开生面；二者兼而得之，或可别开一界。
    ——最后的狂欢后，是该回到最初的诗意，而种玉为月、朗润天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