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家觉得作家就要写一些有性格的人，但我觉得最普通的人有非常丰富的内心。”“当我们安静下来去专注于别人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最没有性格、最其貌不扬的人，我们把他内心丰富的细节表达出来，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世界。”8月17日，在作家任晓雯的新书发布会上，她和青年评论家项静一同讨论了《好人宋没用》这本书的写作初衷。同时，《好人宋没用》作为一本在语言上具有明显沪上特色的小说，任晓雯还在现场分享了她在书中运用沪上方言以及古语写作时的处理方式。
    以下是任晓雯新书发布会中的谈话实录，有删节：
    
    任晓雯：宋没用这个人，她的简历一句话就能概括，她是一个苏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写了这么一个人生。关于上海书写，我们很多人脑子里会有很多印象，比如说像王家卫，他的电影里面就含有丰富的上海细节。但是一座城市以及历史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侧面和细节，是不能够用文学作品完全呈现的。大家知道上海商业非常繁华，曾经是远东第一城市，但在当时苏北的棚户区，呈现出了另外一种上海的面貌。我在书写的时候想写的是当时上海的黄金三十年代，它其实是被遮蔽在一种非常光鲜的城市下的小人物的生平。所以可能这个小人物跟我们想象当中，比如王家卫为我们展示的下楼买菜也要换一套旗袍的女人不一样。现在在南京路可以看到，这边是南京路，但是转一个弯你就会看到小弄堂里很多女人穿着睡衣去倒马桶，就是那种生活场景。
    我写的宋没用，她妈妈把她叫做没用，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所有人都不欢迎她的出生，觉得她对家庭是个负担。她经历了一生苦难把孩子拉扯大后，又变成了儿女眼中的负担。生活那么苦，她的儿女还要养一个老人，所以大家踢来踢去，生活里很多家庭都有这样一个被忽视的老人。在我们人生这几十年的历史当中，有无数这样的女性存在，她们曾经是家庭的支柱，但是她们在我们大的历史大的故事序幕下被遮蔽了，我们很难有人对家里的老太太经历过什么感兴趣，但每一个老太太背后都有非常坎坷的一生，可能有家庭的思想情感变故，也有大的时代冲击和转折，造成了她生活的动荡。所以我想写的是一个被人家看作没用的人，她身上非常有闪光点的一面。
    项静：刚才听任晓雯介绍她写这部小说的原因，这个城市给了我们很多的思想，比如前面说的王家卫，他所拍的上海，很多人在里面感受到上海的魅力，感受到上海女人的生活。
    当你塑造一个人物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无形中成为一个人物内在的光彩，怎么样去放大这个光彩，怎么在这个历史时代，让这样的小人物站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区分古典与现代写作的一个分界点。现在小人物拥有大人物一样的民主性，尤其是把这个小人物放在上海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看背后的历史，1921年到1995年，是非常动荡的，我们喜欢用时代的风云形容这段历史。但是这个人物是如何生存的，你好像也找不出他跟历史对话的能力，好像看起来风雨飘摇，但是她一生很努力，很坚持，然后一部分有韧性，这跟上海本身的风格，跟上海人对自己的要求，这种自尊自爱，这种上百年的历史给予你的对生活的理解，对于自身的一种生存能力的智慧的领会。这个人她有这么多的历史积淀之后，怎么让她变得更鲜活，我觉得她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上海女人。她是怎样把一种人物和生活让她散发出光彩来，我觉得语言是有这种魔力的，我特别想听听她为什么选择这个语言？
    任晓雯：我小说的语言有大量的上海方言，还有很多古语，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是一种北方的语系，和南方存在一些差异。我们在面向所有使用汉语阅读的读者时，必须考虑到大多数，所以在用沪语写作的时候，我是非常谨慎的。我把一个方言替换成书语的时候，会谨慎地选用它的用词。你会发现很多沪语的方言翻译成书面用语时，本身就具有古典语言的意味，在写的时候你一旦把语言放进去，它的历史感就出来了。
    为什么我用古语？这个小说开篇是1921年，我用一种做旧的语言，使得我们形成一种书语。就像我们看一部电影，把它做成黑白的，你会觉得像拍个老片子，其实语言本身就像电影镜头的氛围一样。随着时间从1921年到1995年，我的语言慢慢的暗暗拉长，古语的用词频率减少，当我描写1995年的主人公时，我的语言更接近他的语言，但在1921年开场我是用更短促、更古朴的语言，以此来形成这样一个小说的叙述。像这样用古语和沪语写作，书里会有一种新奇感，在一个都是普通话写作阅读的时代，它是劣势，用好了它却可以成为优势。
    项静：我特别感兴趣，任晓雯把这么多她自己文学上的抱负，放在了一个特别普通的上海女人身上，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思路来写呢？
    任晓雯：中国当代的小说里面，写男性的很多。我也可以写男性，但我觉得写女性，尤其是写这样一个女性，更有价值。上一辈男性作家写女性，一方面如果是像宋没用这样的，她可能永远是一个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母亲形象；还有一种女性有非常丰富的情感，突破了各种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的形象，非常两极化。
    平时像我们随便看到的一个母亲、一个女人，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她是怎么想的，可能没有人关心。大家觉得作家就要写一些比较有性格的人，不太愿意写一个最普通的人。但我觉得最普通的人有非常丰富的内心，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兴趣去听而已。我奶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如果她经常说她以前怎么样，我是根本没有兴趣听的。但是当我们安静下来去专注于别人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最没有性格、最其貌不扬，在这个社会上最大众的一个人，我们把他内心丰富的细节表达出来，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世界。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非常可写。
    项静：晓雯在书中将所写的人物特别具体化，她从棚户区这个小的角落一步一步进入到各个不同的空间。你在写的过程中，这种生活是怎么来的？
    任晓雯：我在写作过程中查了一百多本纸质书，网上资料更多。我想一个小人物身上的历史小说之所以有她的价值，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呈现的历史细度。我们有时候觉得，我好像没有经历这个历史过程，但很多时候，我们的衣食住行里面都经历了历史。
    比如说在“文革”的时候，不是所有的阶段都是穿军装制服的，有一段时间，工人阶级比较多的时候，做旧的工人服。军装也很讲究，大多数人没有资格穿军装，然后有一条牛皮的皮带，他是用别的衣服染色成军装的颜色，穿起来是仿军便装，这些都隐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细节。包括再早一点的时候穿旗袍，什么时候是高领的旗袍，什么时候是比较长的旗袍，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旗袍的用料会省。光从衣服说，一个人出场的时候穿什么衣服，什么质地，什么材料，我查了非常多的资料，这个人出场穿的衣服，隐含了这个年代很多的信息。
    包括人物说话，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感觉，但因为我是写作的人，所以特别关注语言。我们说话语言的变化在这几十年发展非常快，在宋没用刚到上海的时候，上海有大面积的江苏移民，所以很多苏北话、南通话、扬州话都慢慢会糅合到沪语里面，有些语言已经被上海话慢慢吸收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的国家历史形态的变化，大家语言也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变了，包括我们现在网络用语，其实是在非常迅速地变化。我让里面的人说话的时候，还要注意当时是什么年代，我希望里面的细节都能折射出这个时代背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