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是清代诗歌发展的重镇,从清初开一时风气之先的顾炎武,引领诗坛风骚的钱谦益、吴伟业,再至格调派首领沈德潜,最后到南社发起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无不为江苏诗人,足见江苏诗人在清代诗歌发展中所起之作用。清代四大诗学流派,就地域而言,四分之三亦与江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严迪昌《清诗史》考证,标举神韵的王士禛便是通过在扬州五年期间,与淮扬遗逸的交融及钱谦益、吴伟业,特别是前者的嘉许,而一步步确立全国诗坛领袖地位的。性灵派的袁枚历任江苏各地如溧水、江浦、沭阳、江宁县令,最后筑“随园”于南京小仓山,优游其中。沈德潜更是在苏州吴文化圈的陶冶中完成自己诗学理论的储备与阐释。
    迨至晚清,诗歌发展在末世的硝烟战火中迎来最后的辉煌,使得道咸之后的晚清诗坛成为“清诗之有面目可识者”。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认为,江苏“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江苏地区因着地域、时代的特殊际遇而颇具代表性,能够透视全国诗歌在清末发展演变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清代诗学和地域文学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时代助力道咸时期的现实主义回归
    乾嘉以后,整个诗坛趋于岑寂,诗歌创作陷入低迷,“格调”、“性灵”末流尽显空疏滑易之弊。潘德舆提出“质实”,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关注现世,立足于经世致用的主张,摆脱汉宋之学的束缚,把眼光转向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社会问题上来,“为诗风的回归现实作了理论准备”。
    道咸时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的爆发将中国社会带入了空前动荡的时代,江苏成为两次战争的主要战场,遭受的破坏和打击尤大。实际上,鸦片战争对当时全国诗坛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江苏诗人多亲历了战争,记录此次战争的诗篇便显得格外珍贵一些。贝青乔因其亲历军中,有大量反映战事的诗篇,《咄咄吟》120首即为最好例证。文学的发展和时代紧紧相连,受战争影响,诗歌创作转向反映社会现实,一改乾嘉时期浮靡的诗风。诗歌宗尚方面,遭际的相似让此际诗人多以杜甫为宗主对象,自然传承杜甫式的以诗证史的特征。时局的动荡,促使此时的士人力图通过回归儒家的诗教传统,以达到安定世风、规范诗风的目的。同时倡导诗歌当抒发真性情,他们自觉承担起文学发展过程中时代赋予诗学的任务,顺应并促成了道咸诗坛现实主义回归的总趋势。
    太平天国运动较之前的鸦片战争给士人带来的心灵震荡更为强烈,在儒家学说浸润中成长的知识分子因阶级立场的不同,对这场农民起义充满了敌对和仇视,尤其在家园被毁后痛苦达到了极致。像金和、江湜、王韬等诗人多为战争的亲历者与受害者,因而诗人笔下记录的大多是太平天国战乱给他们带来的创伤。不同于纪实的客观性,他们的主观情感远大于客观叙述,也更加关注自身心绪的书写,诗篇中记述的多为因战乱而逃亡流离异乡的遭际,抒发愁苦、悲愤的心情。
    总体而言,道咸时期诗歌内容以忧国家民生之艰、述一己之不遇为两大主旋律。诗歌创作体现了时代发展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诗歌中对表达真性情的要求愈加强烈。“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到乱离真”,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打破了乾嘉时期的沉闷。诗歌创作所体现出的诗史精神、回归诗教传统、崇尚真诗,是自清初确立的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的延续和推广。
    诗学动力同光宣时期的唐宋之争
    道咸年间,江苏诗坛宗唐宗宋之风暂时消歇,其原因正如刘大杰所说:“诗人大都鄙弃前一时期诗歌上关于形式、格律的空谈和尊唐、宗宋的派别成见,而能以爱国伤时的情怀正视现实,表现出人民的疾苦和当日政局的具体内容。”而到了同治年间,清政府经过战争结束后的修整,迎来了短暂的同光中兴,社会政局暂时稳定,虽外辱不断,然文人生活环境较为承平,文化重建亦随之兴起,喜言唐宋之风又起。在整个诗坛喜言唐宋风气的影响下,江苏诗坛自然概莫能外。
    江苏诗坛的宗唐之风盛于祖宋之风则可以看出地域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宗唐祧宋是江苏诗坛自清初以来的整体风尚,从明末清初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到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皆崇尚盛唐之音,清初钱谦益为廓清诗坛风气,肃清明代诗学遗留下的弊端,大力提倡宋元之诗,其弟子冯班等人选择晚唐诗风,在常熟及江南地区开一时风气。此后,沈德潜以诗坛盟主之身份大力倡导唐诗。沈德潜既身处高位,又门生众多,对江苏诗坛宗唐诗风的持久不衰影响甚大,到嘉道年间吴中地区朱绶辈诗人仍奉其为宗师。
    如果说此前的宗唐宗宋更多的是由于诗学理论建设的需要,那么迨至同光宣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此际诗人对于学唐还是宗宋更多的是缘于生平经历、自身性格、时代际遇等方面因素的选择。如范当世学宋跟其师友曾国藩弟子不无关系,加之身世逼仄,更容易走上学宋的道路;杨圻的宗唐多因其自身性情所致;柳亚子的提倡唐风更多缘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在他看来,宋诗“盖亡国之音也”,因而反对以陈三立、郑孝胥为首的宋诗派。
    甲午战败后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学革命的要求亦随之被提出,“诗界革命”虽倡导新意境、新语句,仍然是以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的旧风格入之,依旧没有跳脱出故习。拿江苏诗人金天羽和柳亚子等南社诸子来说,他们早期都受到诗界革命思潮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以新名词入诗,但是后期依然坚持传统五七言诗歌的创作。
    同光宣时期“文学又恢复了依靠自身惯性的缓慢蠕动”,是自清代诗歌宗唐宗宋之争的最后一次高潮,诗人多能自树风格,表达个性。 
    衰世心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声
    晚清经历了道咸同光宣五个时期的更迭,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一个接一个,出生在这个时代的诗人们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生活与心灵的磨难。
    道咸时期的江苏诗人多中下层文士,在他们的诗作中很明显地表达出经世报国的理想,然而却有着科举不第、郁郁不得志的苦闷。欲报国而无门,更有甚者常年受饥贫困扰而奔波求食,依人幕府。愈是有经世之志的士人忧患往往愈深,这种无奈苦闷之感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战争对家园的摧毁给了他们又一次打击,贝青乔投效军门,目睹了清朝军队的种种腐败,对清政府当是极其失望的。面对如此劫难,使得他们报国之心更加强烈,金和想通过积极献策获得清政府重用;江湜捐得一小官来施展抱负;王韬则更加激进一些,试图利用反间计以实现对太平军的镇压。他们虽然途径不一,目的却是相同的。然而现实是策言不被采纳,稗官更是只能图一饱而已。
    和道咸时期不一样的是,同光宣时期诗人多有为官京曹的,翁同龢即是曾在权力核心圈游走的人物,张鸿、汪荣宝等诗人都做过京官,他们的诗作中也多寄寓家国之变,有宦海如梦之感。到了南社诸子,他们想做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事与愿违。所以,无论是中下层士人还是在朝为官者,所作诗歌都有一种悲凉之感。
    晚清江苏诗歌创作不仅反映了江苏地区诗人的文化生态和诗人心曲,同时也折射出了整个诗坛在晚清时势变迁中文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无奈、彷徨、苦闷、挣扎、矛盾的心态始终贯穿于诗歌创作之中,这也让我们看到士志于道的精神对中国士人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