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几乎全新的梅兰芳——《梅兰芳全集》的编撰与出版
梅兰芳、韩世昌《游园惊梦》便装照,1957年前后。 多篇文章、演讲、专访和日记首次发表 《梅兰芳全集》2016年8月正式出版,数月来这套书引起京剧界和学术界许多同仁关注。这当然是由于梅兰芳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史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而这套书的出版能让人们看到一个几乎全新的梅兰芳,无疑才是该书引起广泛兴趣的原因。 梅兰芳从民国初年出道,直到20世纪50年代,始终是中国戏剧领域的标志性人物。他也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并且是世界范围内中华文化的代言人。这次我们经过全面搜寻,除了多部专著,还搜寻到数十年来在各报刊发表的一共多达267篇梅兰芳署名文章,其中超过60%是第一次收入他的文集。这些首次收入文集的文章里,有多篇是梅兰芳在各地做演讲时的记录,这些直接体现他艺术思想的文章,因为散落在地方报纸上,搜集不易,所以往往被忽视,因我们团队披沙铄金般的努力,更有幸得到各地媒体朋友的襄助,成为《全集》中极具光华的部分。当然,无可否认,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文章,是梅兰芳在不同环境下的应酬之作,然而它们毕竟是这位一度身兼多重职务的艺术家特殊的社会身份与角色的体现,未必不能从中看到梅兰芳的另一个侧面。 除了全面搜集梅兰芳的署名文章外,我们在编撰这部《梅兰芳全集》时,做了一个全新且大胆的尝试,这就是经过慎重考虑,有选择地收入了多达50篇不同时代报刊发表的有关梅兰芳的专访。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专访比起梅兰芳的署名文章,或许更能体现他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观点,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梅兰芳都被他身边的人所包围,所有的署名文章都经过周围人的精心筛选,虽然妥帖周到,但也难免丢失了锋芒。所以他那些重要的艺术观点往往出现在记者的专访里,这部分内容实不可缺,这部《梅兰芳全集》与一般人的文集也因此略有差异。除了专访,我们还把梅兰芳的秘书李斐叔记录的梅兰芳访美日记的草稿和定稿作为附录收进书里,梅兰芳有为访日写的《东游记》和未完成的访苏日记,访美日记是其重要补充。 梅兰芳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他的地位和价值不相称 完成《梅兰芳全集》的编撰工作后,有一点很深的感受,就是梅兰芳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与他的贡献、地位及价值极不相称。回到梅兰芳,尽管研究文献不可谓不多,但是所引用的资料少得可怜,研究很难深入,水平很难提高,实属必然。我们不妨以梅兰芳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事件为例。 梅兰芳1949年底接受天津《进步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京剧改革应遵循“移步不换形”的原则,这一观点因为与当时“戏改”大背景不相吻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多年来,学术界对梅兰芳何以在天津提出这一观点的背景多有猜测,有人甚至辩称这番谈话不是梅兰芳的本意,或者竟是记者的自由发挥。《全集》收入了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时从燕京学社图书馆找到的《中央日报》1935年9月一篇重要报道,其时正值梅兰芳访苏前夕,他回答中央通讯社记者有关京剧改革的问题,直言改革应区别内容与形式,“若取消其原有形式,而换以西洋形式,则将不成为京剧矣”。从1935年的《中央日报》到1949年的《进步日报》,两份报纸、两位记者不同年代的专访中,梅兰芳表述的观点如此之接近,足见这是他思考多年的成熟之见,决非一时冲动,更不可能是记者或旁人的臆造。 其次是梅兰芳访美。多年来有关梅兰芳访美的叙述,多半依赖齐如山存在着若干有意无意的错漏的《梅兰芳访美记》和《齐如山回忆录》。有关梅兰芳访美更可靠的文献其实并不鲜见,最重要的则要推我们这次整理的李斐叔《梅兰芳游美日记》。这份初见天日的珍贵日记,尽管是不完整的残稿,却堪称价值连城,日记的原始版本与有差异的整理版,提供了梅兰芳访美过程的丰富准确的信息和大量细节。我们尽其所能整理了目前掌握的部分,借此当可更清晰地看到梅兰芳访美的成功及其真相。 独特的出版方式 《梅兰芳全集》的编辑历时数年,最初的动议是中国戏剧出版社发起的。从20世纪50年代始,戏剧社陆续出版了梅兰芳多种著述,2000年梅绍武先生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梅兰芳全集》,差不多就是中国戏剧出版社历年出版的梅兰芳著作和文集的合编本。2010年,戏剧社以《梅兰芳全集》申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并顺利通过,然而当戏剧社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并希望我尽快组织团队着手编辑时,我居然毫无思想准备,不知从何做起。这样的选题并不难想到,然而要让方案变成现实,路途还是相当遥远,至少对我而言,承担并完成这一项目的时间、精力和资源都非轻易可得。所以,在最初一两年里,全集的编撰并没有真正进入我的工作计划。 事有凑巧。随着有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话题迅速升温,梅兰芳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走出去”几乎唯一的成功范例,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焦点,梅兰芳研究在学术领域成了新的热点。中国戏曲学院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成立了梅兰芳艺术研究中心,《梅兰芳全集》的编撰因此成为中心最重要的工作内容。2014年恰逢梅兰芳诞辰120周年,为这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戏剧表演艺术家编撰全集的外部环境,当然更是好上加好。因此,编撰计划得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高度重视,我们申报的“《梅兰芳全集》的编撰与研究”课题,不仅成功纳入2014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哲社办领导还主动寻求支持,让《全集》列入市委宣传部重大专项,获得了北京社科基金有史以来数额最高的资助。 北京出版社就是在这个当口加入《梅兰芳全集》出版项目的。市委宣传部讨论《全集》资助计划时,有领导提出,像这类在文化积累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北京的出版单位不能缺席。于是北京出版社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个决定既正确又合理,北京出版社的编辑们所拥有的业务水平与能力,在整个编撰过程中、尤其是后期得到充分体现。《全集》内文编排复杂,各类大小标题令人眼花缭乱,北京社编辑的细致核校,让这套书的出版质量得到明显提升。没有北京出版社的参与,这套《梅兰芳全集》在体例和校对等方面,恐怕会留下很多无法弥补的遗憾。 因此,《梅兰芳全集》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出版方式——它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共同出版。两家或更多出版社共同推出一部书的现象,在出版史上并非绝无仅有,但两家出版社在编辑《梅兰芳全集》时的合作方式,以我之孤陋寡闻,应该是前所未有的特例。这部书有中国戏剧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的两个版本,且同时出版,两家单位署称时各有先后,北京出版社的版本署的是“北京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北京社在前;而戏剧社的版本,当然是戏剧社在前。两个版本除精装与平装之别外,市场定位有明显差异。戏剧社的版本的特色,是附了12张CD,它们是该社隶属的中国唱片总公司数十年积累的梅兰芳唱片集萃;北京社虽说出的是平装本,但从用纸、开本、颜色调配到整体装帧设计,均是超一流水平,若论其精美与精良,在当下出版界,有足够的实力争得一席之地。两家出版社在出版环节精诚合作,在销售环节各自经营,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我只是一介书生,不宜对两家出版社不同的发行策略多所置喙,但从该书出版头几个月的情况看,北京出版社的市场定位或许更具优势。 《梅兰芳全集》共八卷,200多万字。如果要说这部“全集”还不够“全”,这不算苛责。比如梅兰芳的通信,书中所收,肯定只占梅兰芳给人的信件里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梅兰芳之子梅葆玖先生在世时,我们曾经商量几次,是否公开征集存世的梅兰芳书信,但是因种种原因,最终并没有真正实施。我很期待有生之年能看到更有能力和更具卓识的学者,能补我们之所短,成我们未竟之功。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些,而且就这些微末之功,还要首先归之于北京市相关部门、两家出版社以及我的团队。 我很高兴有机会编撰完成《梅兰芳全集》,献给伟大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同时献给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 傅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戏曲艺术》杂志主编。系《梅兰芳全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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