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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中国形象的文学新范式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报 李遇春 参加讨论


    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牵涉到现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国家形象学。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形象建基于经济硬实力,更关乎文化软实力。通常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形象的建构与重构,是一种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但不能忽视的是,它其实还是一种话语行动,或者说是符号的编码与解码、传播与接受活动。显然,在众多的话语或符号形式中,文学正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其国家形象建构功能的文字符号审美系统。事实上,我们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形象定式的形成,经常离不开我们对特定国家的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与阐释,所以文学经典往往是建构一个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但我们在今天讨论文学与中国的关系,不仅仅关涉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问题,更重要的是还牵涉到近百年來现代中国文学如何通过创制我们时代的文学经典来构建我们的国家形象。
    回眸近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我们在建构“文学中国”形象的过程中有过成功的经验,但也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缺憾。众所周知,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性的现代化国家,所以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下被动发生的,我们被迫采用新型的世界观念取代了原有的天下观念,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取代了原有的家国或王朝观念,由此展开了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形象转变。近现代的历史风雨告诉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国家形象转型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更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掺杂着种种曲折的蜕变、激进的冒险与自我的迷失。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妥善地处理好两种关系:一个是主体性与他者性的关系,再一个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就前者而言,我们在竭力认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时,不由自主地丧失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经意间沦落为西方国家文化规训的他者。就后者而言,有时候我们过于强调我们民族国家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同一性,由此压抑乃至放逐了民族国家内部生命个体的差异性,而另一些时候,我们又过于强调我们民族国家内部的生命个体差异性,由此导致文学的碎片化与欲望化,这虽然有利于破除或拆解既有的落后的文学国家形象定式,但终究无法重构我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同一性与整体性。
    迄今为止,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主要出现过三种建构中国形象的文学范式,它们分别受制于三种现代中国文学话语体系,由此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建构理念与思维方式。首先是启蒙文学范式,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话语体系的产物,它长期以来一直在支配着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建构,不仅影响深远而且拥趸甚众。这种文学范式主张以西方视界审视中国,此时的中国成为被审视的客体,沦为西方眼中的他者形象,期待着强势的现代西方话语的拯救与重构,而原本应该是他者的西方则一举在中国的现代化浪潮中僭越为高高在上的话语主体,它主宰着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形象转型逻辑与方式,于是现代性崇拜逐渐深入中国人心,并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成为了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神话般的存在。毫无疑问,这种启蒙文学范式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并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五四启蒙文学运动还是新时期以来的新启蒙文学思潮,都扮演着借助西方话语权柄消解或重估中国既有的主流权力话语的角色,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产生过巨大的历史推动力,也为提升或重构中国的现代或当代形象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毋庸讳言,中国的启蒙文学范式中隐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话语权力等级结构,西主中客或西上中下的思维定式决定了现代中国启蒙作家的价值立场,他们在颠覆近代洋务派中体西用思维定式之后,走向了西体中用的另一极端,甚至是滑入了全盘西化的陷阱。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内地风行以来,包括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内的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启蒙文学话语体系加以理性的反思,虽然其中有些言论有过激之嫌,被认为亵渎了五四启蒙先驱的神圣性,抹杀了他们不应抹杀的历史功绩,犯了反历史主义的错误,但不能不承认,这种对五四启蒙文学话语范式的反思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新的话语逻辑与言说方式。值得指出的是,现代中国启蒙文学范式不仅未能解决中国形象建构中的主体性与他者性问题,而且遮蔽了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现代中国启蒙作家过于注重中国走向世界和融入西方的同一性,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特殊的民族性,后者的个性和差异性被无原则地消融到了前者之中,这就是现代中国启蒙文学胜利的代价。
    但通往光明前途的道路也许充满了曲折,我们在展望中国文学复兴与重构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必须保持足够的历史清醒。建立在中国复兴论基础上的新中国形象建构工程必须要吸收启蒙论与革命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要妥善处理好主体性与他者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我们要时刻保持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对话性。我们不能因为要固守或确保中华民族国家本位立场而忽视或者中断了与世界文明和世界文学的对话,我们也不能为了拆解长期盛行的中西话语权力等级结构而退回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无论以西方中心主义把中国异化成他者或客体,还是以中华文化民族保守主义把西方想象成他者或客体,都违背了中西主体间性的哲学基础,都不利于重构新中国形象。只有中西彼此互为主体、平等交流,才能辩证地重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形象。没有他者的主体性是虚妄的主体性,没有差异的同一性是伪造的同一性,哲学上是如此,文学上亦然。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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