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传播科学精神。科学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土壤中会结出不一样的果实。在新的范式下，我们才能认识到科学文化的多样性。总而言之，要理解科学是什么，必须回到科学产生的历史情境。”
    7月26日晚，巴西里约热内卢古老的天文博物馆内，正在放映着一部电影。影片中，秘鲁学者罗哈斯来到中国四川西昌凉山地区，全程体验了彝族的新年；彝家少女日洛参加火把节选美，对火把节做出了自己的观察。通过影片，观众了解到彝族的起源、经济、音乐乐器、文学诗歌、古彝文字、服饰、饮食文化、经典彝族歌剧《彝红》以及向天坟。
    影片长达66分钟，放映结束后，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这是一部名为《库施与都则》的纪录片。
    此时，国际科技史与科技哲学联盟科学技术史分会（简称国际科学史学会）组织的第25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正在巴西召开。这个每四年一次的大会是科学史领域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国际盛会，也是第一次在南美洲国家举办，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135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作为大会活动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巴西科学史学会和西昌彝学会在巴西天文及相关科学博物馆（MAST）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天文博物馆之夜：丝绸之路科学与文明暨彝族文明十月太阳历”的招待会。“这是中国科学史界第一次在国际大会上举办招待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小淳教授告诉记者，参加招待会的包括全世界3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学者。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与巴西科学史学会在招待会现场签署中巴两国科学史研究备忘录，中巴双方学会将在“一带一路国际丝绸之路上的科学与文明”等项目上进行合作。而《库施与都则》的展播，将招待会推向高潮。
    “影片围绕库施（新年）与都则（火把节）两个节日的活动，探讨了彝族古老的十月太阳历及其文化变奏。历法是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内容。彝族十月太阳历保留了独特的古老文明的踪迹，同时又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太阳历相映成趣。”孙小淳介绍说。
    “库施”是彝族新年的意思，一般在农历十月二十左右；“都则”是指彝族的火把节，在每年农历六月廿四左右。
    彝族十月太阳历以十二属相回归记日，3个属相周期为一个时段（月），即36日为一月，30个属相周为一年。1年10个月，360日，10个月终了，另加5日“过年日”，俗称“过十月年”，全年为365天。每隔3年多加1天，即闰年（闰日），为366天。因为十月历属于纯阳历，又叫太阳历。
    去年10月，纪录片制作方找到孙小淳，希望他能够成为该片的科学顾问。在看了片子的前期准备后，孙小淳提出，由于美洲也有太阳历，再加上美洲印第安人的文明与中国彝族文明有很多相似之处，仅从人的相貌上看，也颇为相像，因此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考察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于是孙小淳邀请印加后裔罗哈斯参与影片的拍摄。影片就从邀请罗哈斯到彝族农家过库施年开始讲述。
    这部纪录片，包含了科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等多种元素，“历法包括很多内容，不能仅仅理解为日历上日子的安排、抽象的数字。数字非常简单，1年10个月、1个月36天，但是背后的内涵却非常丰富”。孙小淳认为，抽象的日子安排反映在人们的生活、节日、生产等活动中，也就是说，历法的功能是通过人们的生产生活、宗教礼仪、集市贸易等活动反映出来。“所以，我们看待十月太阳历的视角，一方面是天文学的，另一方面是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古代历法的意义。”
    事实上，中国古代科技特征之一就是它与古代社会政治、百姓生产生活等不能分开。那么，如何来理解中国古代科技，当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与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做法有什么变化？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孙小淳。
    回到历史情境
    《中国科学报》：彝族的十月太阳历现在已经不用了，对此你怎么看？
    孙小淳：历史上是不是存在过十月太阳历，学术界也有争议。但是在我看来，历法存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彝族人民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包括节庆、婚丧嫁娶、算命等，还有地方集市，选择日子都用十二支记日的做法，这实际上就包括了十月太阳历的元素。所以，我认为彝族十月太阳历是存在于彝族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的。
    看日历，其意义更多的在于它的“历注”，这一天该做什么，那一天该做什么，二十四节气该做什么，有一些内容今天看来是迷信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古代，日历、历法就是按时节安排老百姓的生活。历法是对社会的一种时间管理。
    《中国科学报》：《库施与都则》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去考察十月太阳历，可以说成功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科学与文化，这是怎么做到的？
    孙小淳：这部片子抓住两个节日来讲，一个是库施新年，另一个是都则火把节。纪录片将科学内容穿插在故事当中，探讨了十月太阳历有没有天文观测的依据，有没有文献记录，以什么形式表达出来等。
    古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关注点和现代人都不一样，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应当采取多元的视角，要放到历史的情境中、语境中去考虑。不要用现代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古代科技，少数民族的科学史研究更是如此，要放到他们民族文化中去考虑。
    这部片子从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考察十月太阳历，无论是从古代天文学史的角度，还是文明史的角度都很有意义。
    急需一个范式转变
    《中国科学报》：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仅是数字、实验等，尤其是古代科技，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孙小淳：的确如此。长期以来，现代科学被当作古代科学技术的唯一尺度，似乎一切古代科技都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迈进，这就是所谓的辉格史。这种思维指导下，古代科学技术，只有和现代科学相吻合的内容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如四大发明、历法、算法等。
    这样的研究方法，使科学史探索脱离了它固有的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这样的科学史不是真实的科学史。比如，古人发明历法，并不只是像现代人一样出于确定时节的需要，而是更多地考虑政治需要，兼顾农业生产、生产与宗教与社会生活。
    因此，中国科学史研究需要视角和观念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提出新的研究问题。
    《中国科学报》：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你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应该如何转型？
    孙小淳：中国科技史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过去我们是奔着证明中国古代存在科学这一目标去研究的，像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将中国古代的科学与西方作对比，所以才产生出所谓的“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用的是滴定法，借用化学上的概念，对中西方文明对现代科学的贡献作了比较，由此得出中国的科技成就在中世纪以前处于领先地位，西方却后来居上，产生了现代科学这一结论。这种研究范式的前提是，所有的文明都是朝着现代科学文明前进。但是，研究古代科技不能用这种简单的滴定法。
    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贡献是不可否定的，因为他的工作，使西方人认识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与科学思想，在那个时代，李约瑟的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科学史不能只沿着李约瑟的老路走。
    当下，我们开展中国科学史研究，急需一个范式的转变，即不能用辉格史的方式，以现代科学为唯一尺度去衡量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而是要把古代人的宇宙观，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关注的问题以及当时社会的需要等结合起来，到古代的文化历史情境中研究科学史。这就是范式的转变。
    历史不是铁板一块
    《中国科学报》：能否具体谈谈科学史研究如何“回到古代的历史文化情境”？
    孙小淳：回到古代的历史文化情景，就是提出一些符合古代社会实际的学术问题。可能会涉及哲学、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这样的科学史研究才会更加深入和丰富，对历史的理解也更真实。倘若将古代科技抽离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其研究结论看起来“挺科学”，实际上却远离历史的真实。
    举个例子。古代天文学家观测到一个“客星”，现代人偏要说它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超新星记录。但实际上，古人并没有超新星的概念，他们的天文观测并不像现代人，为了探索宇宙空间。研究者更应该从古代占星和天人对应的框架里来考察古人的天文观测，因为古人考虑的是天上出现的奇异天象对人会产生什么影响、预示着什么。而探究天人的关系正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一个特点。
    《中国科学报》：中国古代科技是否对现代科学有启发？
    孙小淳：所有古代文明的经验，都会对现代人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启发，这就是历史的意义。
    历史经验及人类的经验，并不是以单一的模式呈现出来，它是以多种模式在呈现，可能某种模式在某个时期占主导地位，但不能否认其他模式曾经在历史发挥作用，也可能在将来启发新的思考。
    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的界限，并不像现在区分得那么严格，比如做一个车轮，不一定要懂圆周率。虽然没有现代科学理论，但古代在技术上也可以达到很高的成就。
    中国传统显然和现代科学不一样，不那么注重逻辑，实验不多，几何方法也很少用。但不能由此下结论说中国古代科技传统于现代科学毫无意义。现代科学也在发展，过去看来比较落后的思想，由于现代科学出现的新变化，现在看起来反而更加先进，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历史不是铁板一块，历史是现代人对过去的一种思考和观察，是从现代的视角出发而做的一种构建。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就有不同的角度和看法。
    需要重新书写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我们今天是否需要重写中国科学史？
    孙小淳：当然需要重新书写，而且可以不断重新书写。同样的史料，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变，提出的问题变了，观察的结论与以往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张衡的《思玄赋》，以往的天文史学者，往往会着重考证赋中的星名。但是，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如这篇赋要构建一个什么宇宙图式？张衡构建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天上的星星对地上的社会有什么意义和影响？等等。
    科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传播科学精神。科学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土壤中会结出不一样的果实。在新的范式下，我们才能认识到科学文化的多样性。总而言之，要理解科学是什么，必须回到科学产生的历史情境。
    《中国科学报》：中国科技史的范式已经转变，还是在转变中？
    孙小淳：我认为在转变中。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旧范式下的研究没有意义，而是强调，要使这个领域、这个学科有所发展的话，必须完成研究范式的转变。只有范式变了，过去的史料才会被赋予新的内涵、新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史料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中国科学报》：可否顺便谈一下你正在筹建的丝绸之路科学与文明国际学会？
    孙小淳：首先是为科学与人文搭建一个桥梁；其次是把各国，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相关学科的学者联系到一起来，从文化、文明融合的角度来看古代的科学与文明史。
    我们提出丝绸之路科学与文明的概念，并不是想把研究局限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而是想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角度来研究科学与文化的历史。比如，虽然巴西不是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国家，但它的现代科学发展历程，与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相互比较、相互借鉴，所以我们拟和巴西科学史学界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