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闫妮饰演的王妈与杜淳饰演的杀手
    在一部华语电影里听到大部分的角色操持上海话，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新奇和兴奋的事情，更何况说沪语的是章子怡、倪大红、闫妮、王传君、浅野忠信这样的演员。
    影片的表层影像非常流光溢彩，精致的上世纪30年代上海（但其实拍摄地并非上海）街道、安静的内宅、活色生香的旧日娱乐圈芳华，在非线性叙事的编排中，诉说着如幻似真的旧日传奇。剖开外衣，内里仍旧是耳熟能详的有关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物原型的故事。葛优饰演的陆先生似乎游离于众沪语角色之外，用普通话进行着角色的塑形，偶尔说几句沪语，乃是在与大佬戴先生同场，用一句从众的习惯用语呈示出特殊的质感。正如影片的其他一些桥段中，前一秒杀手还在慢吞吞调侃聊天，下一秒便展开杀戮，平静的水面下总隐藏着意外的“戏码”。影片围绕陆先生和他的妹夫渡部以及消失的明星小六（章子怡饰）展开的错综复杂的人物锁链与事件因果，被导演娓娓道来，在缓慢的节奏中呈示着四伏的危机，亦彰显时间对一切精致与丑陋的无情的一视同仁。
    大历史被潜藏在小片段里。当“童子鸡”从尸体堆里爬起来，仍旧要去找四马路的女人。精致的屋子里，王妈对着陆先生等人谈笑风生，是相当入骨的众生相。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首先被突出的正是这种与历史同生共死的“罗曼蒂克”，它与今天对旧日上海的想象有关。日本人说上海话、大老板影射历史人物，都是关于这种无法言明的“罗曼蒂克”的具象化努力。
    程耳在影片中大胆维系了一个时空倒错的叙事结构，又用字幕与俯瞰全景的画面，在抗战爆发前后的上海、香港和东南亚时空中跳跃，用欲言又止的姿态缓慢揭开各色人等的真实面纱。在影片的大部分时段，这种有点像美剧的“信息量控制”方式得到了有效发挥。浅野忠信与章子怡的孽缘、葛优与倪大红的亲疏，都在切断前后因果的叙事里得到展现。不得不说，作为中国影坛的新生代导演，程耳的野心非常之大。但这种方式亦导致电影如同现代小说一般呈现出信息流失与不对称。比如到了四马路之后的“童子鸡”、抗战结束后的电影明星吴小姐（袁泉饰），都成为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的人物线索，永远在电影文本中消失了。而影片错综复杂的时空置换，最终在结尾处形成了乱流，时空不断在1937、1941等年份之间跳来跳去，故事开始神形皆散，导致结局显得仓促无力。
    比叙事失控更严重的，其实是构成影片“罗曼蒂克”氛围的上海话。虽然参演演员都很努力在学，但从口形可知，相当一部分演员的沪语是被配音的。在闫妮与袁泉的一场对手戏中，两人的对话简直像在看当年译制的外国电影。浅野忠信的沪语也基本对不上口型，尽管对上海观众够得成“出戏”，但这些细节不大容易被不熟悉沪语的观众注意，也许反而倒贴合了影片对上海“雾里看花”的预设。然而，对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当代人多少容易产生某种不切实际的想象——民国时代的上海，未必如同我们所误认的干净、明朗、香气满溢，杀机四伏写在脸上，恰恰相反，关于昔日荣光的想象之外，有太多脏乱角落、郊野荒田、民生疾苦……《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传奇性的一幕幕，印证着后世人对艰难时世的浪漫想象，本来无可厚非，但影片把这种想象上升到了全片精神气质的高度，便值得我们去反思了。电影讲的是关于陆先生、渡部、小六等人构成的大历史中的个体所执守的（其实也并没有好好表现的）“罗曼蒂克”的“消亡史”，但其实只是挂着罗曼蒂克之名的说书故事被重现，事关间谍、暗杀、黑帮、离乱的类型套路，统统可以放在里面。更吊诡之处在于，影片以想象性的浪漫主义来构建其自身，用已经“消亡”了或不曾存在的典型场景来完成叙述。上海话在影片中既是惊艳，又是做作，既传达了精致，又表现出对精致的刻板印象。
    当然我十分同意若将此片放在当下华语电影谱系中来看，是有相当程度的创新性与革新意识的，但有意识是一回事，效果如何，各有判断。《罗曼蒂克消亡史》满足了从创作者到观众对于过往上海的想象，引发褒贬不一的声音，本身也是这部电影的重要价值所在。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