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颖
    
    苏州人，中国“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近年介入艺术策展和批评领域。著有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戴女士与蓝》《高跟鞋》《水姻缘》，中短篇作品《繁华》《浮生》《重瞳》等。其作品在同辈作家中独树一帜，被中国评论界誉为“江南那古老绚烂精致纤细的文化气脉在她身上获得了新的延展。”现任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朱文颖出生于上海，生活在苏州，她和上海的联系千丝万缕，因为母亲是上海人。她经常到上海走亲戚，也经常受邀到上海参加作品研讨会，她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的主人公就是以她的上海姨妈为原型。这种跨越苏沪两地的独特写作背景，使得评论界既爱拿她跟苏童、叶兆言作比较，称她是继二者之后的又一“南方写作圣手”，又喜欢将她的名字排在老派的张爱玲、王安忆之后，称她为“新世代海派作家”。但朱文颖就是朱文颖。她笔下的南方，是独特而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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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觉得朱文颖和张爱玲很像。一是说长相，二是指文学上的承继——忧郁是朱文颖小说的主调，张爱玲式的幽暗而落败的高贵似乎在这里有了不经意地延伸。车前子则干脆说：朱文颖和张爱玲，两个人的名字都很俗气，却都很有才华。
    还有一点“像”没有人讲过，那就是两个人都爱时尚。张爱玲的时尚是酷爱奇装异服，喜欢“住在服装里”，这从那些流传下来的老照片可见一斑；朱文颖的观念则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时尚”，虽然从未以美女作家的名号行走江湖，但朱文颖的美丽大家都看得到，她是文学圈里少有的很会穿的女作家，一件苏绣旗袍或是一件黑色小短裙都穿得有型有致。她自己也承认：“还蛮会捯饬的”。
    其实，终究还是不太像。张爱玲的刻薄阴郁、离群索居给人以难以亲近之感，朱文颖身上还是有很多单纯阳光的东西，也热衷于社会活动，说她是“苏州文艺沙龙的女主人”似乎并不为过，然而她又解释说，她是属于那种“看起来爱热闹、骨子里又不是那么爱热闹的人”……
    她最近出了本新书《必须原谅南方》，收入的是近年来的艺术批评、人物印象以及各种随笔。发布会上前来捧场的，除了诗人车前子外，来的都是艺术家——李超德、陈如冬、夏回、孙宽是画家，易都是摄影家，但其实，如果你问车前子是诗人还是画家，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大概是苏州作家的一个特点，跟画家走得近，喜欢玩“跨界”。
    至于朱文颖，“作家”后面可以再添上“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她本人虽然不画画，却策划过不少画展，在艺术圈子里掀起过不小的波澜。很多画家、艺术家特别喜欢她写的艺术批评文字，因为它们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朱文颖常常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人性和艺术的深处。”
    关于这个，叶兆言讲过一件轶事，说有一次苏州的朱文颖发来指示，让他去参加苏州画展，大家座谈一下，话题是“吴门画派和南方概念”，不仅要发言，还要交一篇文章。而实际的情况是展览是在南京举办的，那是朱文颖策划的一次“在江南——苏州画家五人展”，阵势很大，叶兆言又被点了卯，被喊到现场去讲话。
    在朱文颖看来，无论是策展人还是艺术批评家，这对她的作家身份，都是一种补充或扩展，而非削减。“艺术是相通的，文学的经验和视野一定可以带入更为宽广的艺术领域。西方很多大导演本身就是极棒的作家，或者剧作家，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呈现能力是庞杂的，在各个点和面上互相补充和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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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颖很着迷“南方”这个词。“南方写作”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也是一种因袭下来的文学传统，有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渊源。朱文颖的作品，是当代南方写作独特而重要的一部分。
    在长篇家族史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她深掘南方女性娇小的命运与宏大的历史的错位，赋予南方截然不同的意义。张清华如此评价：“某种意义上，如果说《长恨歌》式的作品构造了‘现代史中的上海’的话，那么《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则构造了‘当代史中的苏州’。”
    批评家曾一果则说，在当代对南方的书写中，苏童和叶兆言无疑是杰出代表，前者笔下的南方充满了颓废、衰败和死亡的气息，后者则直接回到了“历史传统”。朱文颖的出现，颠覆了苏童、叶兆言的叙事成规，以一种特有的女性视角去体察南方。在她笔下，南方得以复活，南方诗性的、颓废的和浪漫的文学传统也恢复了。
    阅读朱文颖早期的《禁欲时代》《浮生》《重瞳》这样一些和古代历史有关的具有互文性质的小说，你会发现，故事往往只是影子，但无处不在的气息的弥漫，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独属于苏州的那种阴柔、潮湿、精细、圆融却又津津有味的文化形态。有人认为，这与朱文颖的女性身份有关。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彪悍雄性的北方，南方已经“女性化”了，因此女性作家更能感知与把握。
    不过，朱文颖始终觉得，好的作家应该是“雌雄同体”。在她看来，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南方的想象充满了误读，“南方是柔软的、暧昧的、可以委屈的、往后退的”，而她近年来的写作则更想表达“南方的力量、粗鲁、呐喊和反抗”。所以新书的书名一直在“娓娓道来的南方”“体谅南方”和“必须原谅南方”三者之间徘徊。朱文颖比较坚持现在这个。因为它更有力量甚至有些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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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的朱文颖有变化。她以往的小说一直以江南为背景，津津乐道于苏州、上海这些地方的世俗生活，描写它们的情和爱，但现在的她要在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里探索。
    车前子有个比喻，如果才华分为两种的话，一种是潮湿的，一种是干燥的，那么早期的朱文颖无疑属于前者。现在的她，身上阴郁潮湿的部分正慢慢褪去，本质的东西渐渐显露出来。
    她越来越注重以艺术的抽象能力驾驭现实的故事。这方面，获紫金山文学奖的作品《哑》颇有代表性。《哑》写的是孤独症这一题材，作家以细致入微的笔触伸向了我们几乎无法感知的世界，令我们看到生活的困境与心理的畸变，是如何将人置于无可救赎的境地。
    新作《春风沉醉的夜晚》是个套中套的爱情故事，本质上探讨的却是阶级、阶层分布这类话题。作品中，阶层的鸿沟像阴影般无处不在，深入骨髓。
    “从前的我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比较唯美、自我、潮湿，现在则开始关注社会和人类处境这类比较干燥的话题，这可能跟年龄渐长、生活阅历渐增有关。”朱文颖说。
    对话
    一直很喜欢
    现在依然喜欢杜拉斯
    读品：您有不少作品，直接以“南方”来命名，包括这次的《必须原谅南方》。南方到底意味着什么？
    朱文颖：当一个词被长期使用的时候，它就获得了特定的含义，给人造成一种寓言一样的暗示——当我们讲到南方的时候，往往就会联想到细雨、暖阳、垂柳……大家认为南方是柔软的、暧昧的、可以委屈的、往后退的；而北方是彪悍的、进攻的。为什么“必须原谅南方”？我是要强调南方在被暗示了那么长时间之后另外的一种个性，它是抵抗的，甚至是粗暴的，是看似漫不经心的呐喊，是看似柔软里强硬到底的反抗。
    读品：您一直很喜欢杜拉斯，有不少作品是向她致敬的。尽管有人认为她只是一个二流作家。
    朱文颖：她是我早期特别喜欢、现在依然特别喜欢的作家。她是很极致的作家，这种作家深入到一定程度往往会被其风格所局限。真正体积很庞大的作家往往像个庞然大物，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不是特别风格化。杜拉斯会有一部分人特别喜欢她，也会有一部分人认为她不入流，这是由于她过分鲜明的风格造成的。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特别欣赏她，我觉得她把一辈子过得特别值，是一位特别勇敢的作家和女性。
    读品：您说过，希望您的读者对朱文颖这个人感兴趣。但我们从其他作家那里经常听到的却是，“你们看我的作品、了解我的作品就行了”。
    朱文颖：人是第一位的，中国人会把自我、自私这些带有自我意识的东西混淆在一起，这种自我意识是西方文化中比较强调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任何的一个作品都是因为我这个人的独特性或局限性而产生的。如果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的作品中肯定是有他很独特的东西。
    读品：您最近参与艺术活动的频次明显加强，虽说文学和艺术挨得很近，但其实两者之间还是有很深的壁垒的。
    朱文颖：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在我这个年龄，生命的真相慢慢显现出来。有时候我想，我的天性可能更接近一种纯粹的诗性，或者一种纯粹的理性。我最喜欢的，恰恰是其中有一些呈现出感性和理性裹挟而进的部分——这一部分，艺术批评和一些艺术策展可以让我得到很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