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作为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引导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最能倡领一个时代的人文风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这既是对文艺创作价值取向的深刻阐发，也是对作家艺术家履职尽责寄予的殷切希望。
    反映时代精神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价值取向
    时代精神作为对现代文明内核与精髓的抽象与概括，是一个时代所特有的、代表社会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的人文质素，是一种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同尊奉的先进思想理念和重要价值取向。而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是指文艺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指向，在塑造和提升社会成员的文明形象和文明素养中所发挥的积极引领作用和正面推动功能。文艺作为时代的心音、弦歌、徽志和节律，在刻录时代既往、驱引时代当下、擘画时代未来的过程中，必然要律动和高扬时代精神，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这表明作家艺术家不仅是时代变迁演进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抒写者，更是时代精神的擢拔者、时代风气的彪炳者、时代风尚的垂范者。当今中国，正处在大踏步赶上现代化潮流并站在世界发展前列的历史时期，正处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伟大时代，忠实记录、深刻反映、艺术再现这个恢宏时代的巨大变迁，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既是文艺创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取向。文艺社会学原理表明，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灵魂、时代的旗帜，代表着文艺创作的核心、动力与取向。
    要确保文艺创作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大力倡导和积极弘扬时代精神，这不仅是文艺创作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文艺创作的本质特征。回望和梳理我国文学发展史，不难发现，《诗经》《楚辞》《史记》，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的诗词，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之所以能够在漫长历史岁月中亘古流传且至今依然辉耀着璀璨的艺术魅力，是因为这些作品均从某一侧面深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某一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有力地揭示了某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生活肌理、社会矛盾与发展走势，适时地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彼时彼地的思想情感，进而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与时代精神。
    每个时代孕育着每个时代的精神，每种时代精神表征着当时人们最崇高的价值追求。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培植铸塑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蕴含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和最强音，成为当下国人的重要价值追求。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观念集成，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时代精神在创作实践中的濡化、淬炼、投射、聚合和涵育，诚如英国作家劳伦斯所说：“艺术家的职责，是揭示在一个生气洋溢的时刻，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由于人类总是在种种旧关系的罗网里挣扎，所以艺术总是跑在时代前头。”近年来，我国作家艺术家积极投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阔实践，倾情服务人民群众，倾心创作精品力作，热情讴歌全国各族人民寻梦追梦圆梦的奋斗历程，奏响了时代之声、爱国之声、人民之声，开启了我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发挥了“文艺是时代前进号角”的特殊效能。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文艺创作尽管作品种类比此前各个时期繁多丰盈，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趋增长的高层面高品位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求。
    反映时代精神是文艺创作经典化的重要路径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当今时代是中国人追求理想实现梦想最生动勃发的时代，也是文艺工作者最意气风发的时代。只有把握时代发展的脉动与契机，展现人民群众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创造精神，将炙热的生活变成滚烫的文字，文艺才能在描绘时代图景中放大自身价值。作家艺术家要主动鼓荡和自觉扬励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拱卫和切实恪守文艺创作的正确价值取向，进一步承负和履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与责任担当，以饱含激情与饱蘸诗意的笔触，精准有力地描绘当今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生活主潮与社会景观，创作出文质俱佳的优秀作品，把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作为社会生活与社会变革的观念浓缩和意识升华的时代精神，是在现实经济基础上所整合聚变的上层建筑，是对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典型化认知和理性化表达，所以，时代精神不仅是社会生活嬗变的人文结晶，更是表征社会生活本质的经典文艺作品的文化母体。“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可以说，时代精神一方面是滋养文艺作品的文化温床，另一方面也是提升作品精神境界、催生经典品格的重要路径，文艺创作只有高扬时代精神的旗幡，镂刻时代足迹，鸣响时代回音，镌绘时代图谱，才能构织出具有深湛意蕴和新异气派的经典作品。我们知道，经典文艺作品蕴藉着人们的情感和梦想，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精神高度，在纾困心理、慰藉心灵、淳化心绪和提升心智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穿越时空、传承后世的经典文艺作品，虽然不是历史学文本和社会学专著，但却承载传递着不同时代的世道人心，浓缩折射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面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指出：每一部包含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都无异于“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并由它们构筑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高地与信仰圣域。
    文艺经典作为经过时代涵蕴、历史淘漉和社会磨砺所形成的鸿篇嘉构，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潜蕴着强大思想力量和丰厚精神釉质，不仅启发着哲人的心智和灵慧，而且陶冶着大众的性情和德操。马克思正是从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中，发现了高利贷盘剥和地主欺凌农民的秘密，并将其写入《资本论》；恩格斯正是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了“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的知识；列宁正是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洞悉到俄国革命的胜利曙光。凡此种种，都一再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关于经典文艺作品特质与功能的精辟阐述与科学论断。
    反映时代精神是文艺创作的崇高审美追求
    时代精神本身虽然明朗清晰，但其表现形式却如同汪洋大海的波涛般变化不居、气象万千。图解时代精神、肢解时代精神固不足取，而游离时代、规避时代无疑是经典作品创作的歧途甚至绝路。当代中国，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社会生活目迷五色、社会结构日趋多元，特别是市场经济在深刻改变和重新塑造社会生活、经济形态以及人们思想情操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在极大调整和不断修饰着文艺的形态，其结果便是引发文艺创作在思想倾向、美学品位、艺术形式、创作方法和价值追求上的多向位移与多种选择。这种位移与选择与时代精神似乎存在着某种奇妙而诡异的联系，即文艺创作在客观上偏离了当代文艺固有的美学旨趣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疏离传统韵味、泛化意义中心、解构主流思想、淡薄人文关怀、“祛魅”和“戏仿”经典等，这种浮泛的娱乐化和媚俗化倾向降低了文艺品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典文艺创作走向迷乱与虚妄。
    特别是当下某些低俗和恶俗创作不但颠覆了文艺的审美属性，而且向文艺提升人生境界、塑造美好心灵、构筑人性家园的基本功能发起挑战，试图把无限扩张感官欲望的文艺现象美化为“回归”文艺的感性学本义，这既是对文艺本质的严重扭曲，也是对经典创作理想的粗暴践踏。文化哲学告诉我们，一切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种趋新、求真、弘善、臻美的精神劳作与思想活动，都是一种对良知和道德的吁求、救赎和治疗。所以，在文艺创作机制和社会功能中，假如欲望化取代了社会性、娱乐化屏蔽了义理性、利益化淹没了功德性、恣意化支配了规约性、附庸化替代了先导性、低俗化消解了崇高性，那么文艺创作必然会在丧失本体价值的同时也丢掉了其本应具有的社会意义与审美功能，其最终结果，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断言的那样，文艺产品及其创作者们一旦将高筑于民族利益和人民立场之上的崇高、正义、公理、奉献等观念、情感和追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的时候，就必然会在形态、性质和功能上异化为精神的疣物，其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畸变与消解就会在所难免。
    作家艺术家只有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地用博大胸怀去拥抱时代、用深邃目光去观察时代、用真挚感情去体验时代，始终不渝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既属于这个特殊时代、又呈现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精品力作，才能不断推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传世经典，才能无愧于时代赋予的庄严而神圣的使命。(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