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迁
    胡迁的小说甫一出现，就有一副清晰的面孔：对话里人物微妙的心理波动，叙事节奏上的行进与停顿，耐人寻味的意象，无所适从又有野蛮生气的青年，这一切让他的小说里满溢着颓丧又强烈的能量。
    “一个心灵如精密仪器的青年，多半会因人世各种避无可避的粗暴的碰撞，而时时震动，为了不被毁损，难免必须长久出力压抑着位移，那压抑的能量终要在他的写作中，如棉花一般，雪白地爆绽了。”今年年初胡迁出版小说集《大裂》时，作家黄丽群在序言里如此评价他和他的写作。如棉花一样爆绽的，是胡迁对于“我们还要活（被伤害）多久”这个问题的呈现与回答。
    胡迁是学电影的，他称自己“会在拍电影的间隙进行小说创作，而拍电影这件事，基本上全是间隙”。无论是秋天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蛙》，还是手头上正在创作的新小说，都是这“间隙”的产物。如同拍电影那样，他在小说里调度光影、掌控镜头、安排节奏，不同的是整合它们的是文字。而回忆与当下的留白、事件和事件中间漫长的空隙、情节发生后深不见底的空洞，是吸引他一再用文字表述的原因。
    记者：维康的评论里说，读《大裂》的感受和第一次去体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父亲、弟弟从莫斯科前往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上学的一个月的旅程一样，行进又停止，好像什么都在那个时候决定了。似乎是如此，你的叙述前进又停顿，偶尔还有回溯，小说的节奏也由此产生了。你也拍电影，电影的叙述手法节奏会影响你的小说吗？你如何处理小说的节奏？
    胡迁：我把电影跟小说完全分开，自己的电影作品，时空都很密集，最近的这个长片讲的也是一天内发生的故事。
    戏剧性的叙事节奏有着清晰的节拍，当下读者或者观众对这种节拍，和控制节奏的另一因素，信息量，都有需求。节拍和信息量的设计产生了阅读和观影快感，但我排斥这种设计，和设计带来的引导。我觉得最有魅力的是事件和事件中间那漫长的空隙，回忆与当下的留白，情节发生后深不见底的空洞，这些对我的吸引力远大于只是叙述情节。有时候连续的跳跃更好，有时停滞下来更好，有时干脆略过那些戏剧点。
    我看到的好的文学作品，基于的都是作者的献祭，不是设计。
    记者：结果似乎早就预定，不同的是事情如何行进，不管是《大裂》还是《大象席地而坐》，小说总有一种感觉是，无论是痛苦、茫然还是混乱，人物都有随意流动的感觉，他们的行为似乎有逻辑，但细究又不知道意义何在，很难表述。
    胡迁：你很难在当代社会找到任何问题的答案。当你试图去了解这世界的各个层面，会发现早已有整套的定论摆在那，一切早就有了解释，连质疑这些解释的解释都有了。自己身面对周遭，会有一种无力感，最初世界是带着神秘和探寻意味的，如同你的童年。或者很多人喜欢概括这种青年人专属的阶段，困惑阶段，我自己很厌恶概括事物，不该把习惯了某种方式当做跨过了某个阶段。你只是习惯了，并没有搞明白，甚至连当下的感受都很难摸清楚，能在这里概括各种事物，是因为封闭了自己诸多的通道。我经常听身边人说他在这个岁数也这样，实际上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听这些话，现在我快三十岁了，不，快二十九岁了，即便到四五十岁也应该继续质疑存在本身。质疑会让人保持清醒，不会在中年时因某种适应而流淌一身脂肪，那些凝固起来的东西并不是因为新陈代谢缓慢造成的。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四十多岁拍《大师》，冈萨雷斯五十岁拍《鸟人》，还有文学作品《白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等等，这里面全是质疑和反思。而我身边接触到的三十五岁以上的人已经用丹田看透世界，四五十岁的人得道成仙，他们轻松概括世间的一切事物，其实能懂什么呢？我在一个长篇小说里讲了这个事情，就是说大部分人连个啤酒瓶盖其实都不懂，我也包含在内。
    记者：一个问题是，碎片化、信息杂冗的时代给予当下年轻人的是相似的生活，碎片又轻飘的人生体验，精神意识流向四面八方，这一代写作者的作品，很多时候都是试图不断在自己的小说中增加生活的重量，表达出与碎片轻飘相反的诸如历史、完整、厚重，但效果如何有待检验。你有这样的意图吗？
    胡迁：我描述当下，当下人们的行为，存在感，无法解决的自我，和他们的反思。与历史的关系、厚重不厚重的问题，这适合有情怀的人来做。
    我觉得艺术跟厚重不厚重没有关系，能把一个人吃烤肉时的所有感受传达出来也是艺术，吃烤肉已经是延续几万年的一个感受了，什么状况下，与死亡的距离，怎么咬，肉跟牙齿舌头的触碰，温度，气息，很复杂。历史写在基因里，当下重复的日常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过属于被遗弃的部分。现代文学关注的是被遗弃的这部分，不被遗弃的部分以前的艺术家已经叙述得很完美了。比起“增加”生活的重量，我更认同深入当下的觉知，生活本身就是无底洞，不用再添砖加瓦了。历史，大事件，变革与运动，这是欧洲古典文学到俄罗斯文学到拉美文学爆炸，那个时期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每天刷着微博，用着移动支付，去找历史事件，是想延迟爆炸吗？侯孝贤的《聂隐娘》里很多拍皮球的段落，传达了那个历史情境下看皮球和拍皮球的感受，这是伟大的。我个人看法是艺术作品现在硬要带历史视角，硬扯社会性，这很捉襟见肘，人本身自带所有阶段的人性。卡夫卡能在一间小屋子里讲明白，别人去贴太阳系历史和银河系社会学也没用。
    记者：你曾说，文学对于你是个很安全的出口，有些意味，文学是什么的出口？为什么“安全”？
    胡迁：与他人产生关联，或者说社会性，这些属于不可控的，对于我是，文学对于我是可控的，有安全感的。文学没有目的性，不会概括任何事物，文学里的道德是可感知的，复杂的，多层的。生活中接触到的很多事情，归根结底都是衡量的结果，有时难以置信。文学指向着真理，里面有“生与死之间的是忧郁”，有纯粹的美感，不论叙述的有多么复杂和灰暗，它都呈现着一种恒久的人类存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