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讵望:立足于脚下的土地 创作才会有源有根有魂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获奖作者系列访谈之二十三
侯讵望近照 关于获奖 ■个人简介 侯讵望,1963年7月生,山西盂县人。现任阳泉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作协主席,《娘子关》杂志主编。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主席团委员,省文联主席团委员。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杂文随笔集《学会忍耐》、中短篇小说集《致命诱惑》、散文集《路上》《我是谁》、历史研究论著 《华严宗师李通玄》、电影剧本《中共第一城》等。组织拍摄的多部电视专题获国家、省级奖。曾获2010-2012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编辑奖,与史辉华合作的 《伏击》获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影视戏剧文学奖。 史辉华 1956年12月生,2015年8月因病逝世。省作家协会会员、阳泉市作协理事、阳泉市城区作家协会原主席。1984年开始发表传记文学作品,《难舍难分——北平和平解放之初》《疾风瘦竹》《中山舰事件》《沪上风云》等在山西省党史研究室期刊 《党史文汇》发表,其中《中山舰事件》选入《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所编 《风云七十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国》,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著有电影剧本《伏击》(合作),文学作品集《客寓天下》。 ■获奖对话 山西晚报:您曾经获过一次“赵奖”,那次是什么感受? 侯讵望:那次是获得了编辑奖,是经过三届努力才得到评委老师认可,当时可以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西晚报:再次获奖,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侯讵望:肯定不同。这次是作品奖,是对自己作为一名作家创作的承认,意义自然不同。还有一个不同是,这部电影剧本是我与史辉华先生的共同创作,而他却离开了我们,我是既高兴又感伤!获奖也是对他文学成绩的肯定,我想,如果他在天之灵知道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获奖作品介绍 电影《伏击》取材于1937年全面抗战初期,发生在山西省平定县七亘村的一场战斗——“七亘大捷”。1937年10月25日,侵华日军辎重部队千余人由河北测鱼西上。七亘村是由测鱼进入平定的必经之地,宿营于此的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借七亘地利两次伏击,给侵略者以痛击,歼敌400多人,我军伤亡30多人,成为运用重叠待伏战术的辉煌战例。《伏击》刻画了八路军某部二团副团长王近山(《亮剑》李云龙原型)、班长董明才、平定士绅穆久义、爱国女教师穆秀岩等人物,真实反映了我军历史上这次以小击大、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A 关于创作 写剧本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 山西晚报:您是从小就喜欢写东西吗?最初写什么?哪种题材涉猎得多? 侯讵望:可以说是从小就喜欢。大约是小学吧,刚认识字就偷偷阅读能搜求到的所有文学作品。印象深的是我从姑姑家一处空闲房中找到的上世纪50年代的《文学》课本。初中开始就动念头写起了小说。我最初的创作是小品文,然后是短篇小说,再后来是杂文时评、电影评论等等,可以说各种体裁都涉猎过,但就是没有写过电影剧本。从题材上讲,写小说大都是农村题材,因为自己从村里走出来,对农村不但感情深,而且比较熟悉,写起来顺手。 山西晚报:这回为什么要写剧本?之前写过吗? 侯讵望:写电影剧本这是第一次。过去我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同时写过大量杂文和时评。后来主要写散文,同时也写了大量作品评介方面的文章。我过去是做电视记者的,新闻是我的饭碗。这次搞剧本,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 山西晚报:为什么这样说? 侯讵望:《伏击》是我省塑造文化品牌数字电影工程之阳泉篇。这个工程是当年省委宣传部发文部署的一项工作,目的是各市选择一个景点为背景,创作一部数字电影,以此来推动山西各地的文化旅游发展。各市由宣传部牵头,各市文联设工作办公室。阳泉当时选择的是娘子关,我们推荐了一位当地作者写娘子关保卫战的本子,没有通过,又推荐了一位当地写大唐娘子军的本子,也因成本等因素没有获批。这样时间就过去了一年多,完不成任务我们很着急。 山西晚报:着急的时候想到了“七亘大捷”?为什么会选这个题材? 侯讵望:是着急的时候想到了以创作历史小说见长的史辉华先生。当时,老史担心自己一个人有困难,我就“奉献”出自己,说“我们一起写吧”。但写什么的问题马上就提上了日程。我分析上两次失败的原因后,认为“七亘大捷”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这次战斗又是娘子关保卫战的一部分,在创作中也可以融入娘子关景区的内容。而且,这个伏击战是著名战例,知名度高,影响大,且有故事,于是就决定写这个题材。经阳泉市委宣传部同意,我和老史进入了正式创作。 山西晚报:能说说史辉华先生吗? 侯讵望:老史生前是阳泉市交通职业技术学校的书记,也是阳泉市城区作家协会的主席,长期以创作历史题材小说为主。年轻时他曾写过电影剧本《美国顾问在重庆》,后来他对地方历史文化颇有研究。我们过去是同学,几十年来一直交往不断,所以这次的合作也非常愉快。比较遗憾的是那两年他太忙,创作完这部剧本,他又创作了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卫国岁月——娘子关1937》,或者就是因为太累而病倒了。 山西晚报:是因为史辉华先生才参与的评奖吗? 侯讵望:是啊,所以我这次能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可以说是个意外。如果不是与老史合作,如果老史没有去世,也许我不会再申报。为了对得起故去的朋友,我作为第二作者,最后参加了2013-2015年度的“赵奖”评选。 B 关于作品 有益于世道人心是始终坚守的底线 山西晚报:您们的合作是如何完成的? 侯讵望:合作创作,总有一个主次问题。我们的署名就是老史署在我前面,执笔人是他。创作前,我们一起进行了实地采访调查,一起查阅了大量史料,确定了创作的基本思路,然后由他执笔完成。初稿出来后,我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在文本上进行了修改。我的贡献是增加了里面一个小人物,就是后来成为主要人物的董明才。 山西晚报:董明才是怎样从最初设计的小人物变成了主要人物的? 侯讵望:一开始,我们是以历史正剧来设计结构的,人物用的也都是“七亘大捷”中战士们的真名实姓。报省作协影视部后,责编反馈意见认为,正剧需要走重大历史题材报批路子,时间长,手续复杂,建议从侧面小人物入手。责编认为我增加的董明才身上“有戏”,应该把董明才这个人作为主要人物来写,于是董明才变成主要人物了,也就有了《伏击》的第二稿。我和老史就是这样——我增加点内容故事,他增加点内容故事,聊好了,他回去写出来,我再提意见再修改,前后数易其稿,直到进入拍摄仍在不断修改。 山西晚报:这部作品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侯讵望:要说意义,我认为至少有三条:第一,创作要有根。一个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创作源头。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把自己的创作立足于脚下的大地,写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生活。或许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的故乡。有人说:故乡是一个人放飞梦想的地方,也是一个人苦累时的避风港,对故乡的依存让一些优秀的创作者走向了辉煌,湘西于沈从文,白鹿原于陈忠实,老北京于老舍,商州于贾平凹……无不如此。阳泉这片土地同样有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立足于脚下的土地,我们的创作才会有源有根有魂。 第二,作家要有担当。我始终认为,那些创作作品,怕自己的亲人特别是孩子读到的作家是不配“作家”这个称谓的。创作那些诲淫诲盗的作品、坏人心术的作家是人类的败类。那些只为挣钱,不顾名节的作家也是应该钉到耻辱柱上的。我的创作虽然在艺术上不敢说有多么高的成绩,但有益于世道人心却是自己始终坚守的底线。写《伏击》剧本,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第三,剧本要贴着人物写。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胡编乱造,如果在细节上失真,人物就根本立不起来。比如,我们在剧本中写了给八路军借粮的开明士绅穆久义,这个名字是真实的存在,他的事迹就写在当地的文史资料里。 山西晚报:《伏击》拍摄完成了吗? 侯讵望:《伏击》已经拍成电影上映了。目前主要在全国农村院线播出,大约已经八万多场了。据说央视已经购买了播映权,但我还没有看到它在电影频道播出。 山西晚报:对影片您如何评价?是否满意? 侯讵望:影片中,包含了改编作者封泉生先生的智慧和贡献,这要感谢封先生。至于是否满意,怎么说呢,影片与剧本总是存在差距的,我自己还是不评价为好。 山西晚报:您今后有什么创作打算? 侯讵望:其实在完成《伏击》后,我就开始了电影剧本《中共第一城》的创作,因为2017年是阳泉解放建市70周年。原期望能在这期间把这个剧本“立”起来,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拍摄成电影。现在正在消化有关阳泉解放建市的资料,计划写一部长篇纪实作品。也许,今后的创作会立足于当地的文化资源来进行,至于写什么,只能到时候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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