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需要描摹孩子笑容的童书，但也总有许多如诺斯特林格般的写作者，比如王淑芬，他们选择平静地把目光长久地落在孩子身上，注视着通往幼小心灵深处的那道细小缺口。
    台湾地区童书作家王淑芬在大陆出版的新作“怪趣校园系列”包含《非常小偷》《我是怪胎》《亲爱的绿》三本书。作家的现实关怀依旧，可与前作《我是白痴》不同，这次她注视的不是如彭铁男般易被忽略的边缘儿童群体，而是那些看似最普通无忧的孩子。《非常小偷》里孩子的谎言与陷害、《我是怪胎》里的排挤与孤立现象，《亲爱的绿》中孩子的无助和求援，如此种种，都出现在作者笔端。在笔者看来，王淑芬的新作闹中取静，撇开热闹的学校生活书写，尝试用简洁平稳的叙述让潜藏在孩子们平静生活下的暗礁映出阴影，而这也让她的书写接近了真实的童年生态。
    倘若说王淑芬借《我是白痴》提醒读者对弱势者的真心体贴，这三本新作则将关怀的笔触伸向了当今孩子心灵深处未被照拂的角落。《非常小偷》讲述的是发生在初中班级里的一起“连环偷窃案”。林小琪的金色笔不翼而飞，结果在陈永和的铅笔盒里被发现。帅气的陈永和从此被蒙上了“小偷”的阴影，紧接着，班级里丢了钱和公交卡，不信任的目光开始在陈永和头上交织成罗网。
    从叙述方式来看，《非常小偷》像一个初中生版本的“罗生门”事件。叙述者像是个追踪真相的记者，在第一章里简单扼要地阐明整个事件后，就把麦克风交给了不同的人物：林小琪、李丙勋、蔡利丽、张菲菲、周幼纯、罗全、陈永和、王老师……当每个孩子和老师从自己的视角说出这个故事时，你会发现，原来最初看到的故事是一个谎言，而当各种谎言交叠时，却让一个无辜的孩子背负起沉重的罪名。
    那个诞生自芥川龙之介笔下又被黑泽明搬上银幕的故事，告诉人们的是：真相被掩盖在所有人为了一己之私编织的谎言下。乍看会觉得可怕，故事中的人物都因尊严、体面的需要推卸责任，把过错推到环境和别人身上，谎言也由此而生。然而对照《非常小偷》，“我们班有小偷”，这个命题的真假与否其实不重要，更值得读者在意的是构成这个命题的谎言。故事里的孩子为什么要说谎？在各自的叙述中，我们已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于是，继续追问的读者会得到某个伤感的答案：每个人的童年都曾遭遇过失望、无奈、愤怒，所谓光明的童年生活也会有糟糕的一面。
    罗兰·巴特认为童年是“时间之外的乌托邦”，他所指的童年往往是虚构意义而非生理意义上的。当这句话被误读为童年是无忧的乐土时，我们可能会以为，孩子处在无需忧心忡忡的伊甸园里，他们活泼天真，初心未染。然而，现代社会里的童年果真是单纯的吗？《非常小偷》里的孩子实际是芸芸众生的缩影。林小琪努力掩饰自己普通的家境，李丙勋通过游戏排解肥胖体型的失落，蔡利丽曾被林永和无心的言语伤害，张菲菲则是为了好朋友江雪“仗义出手”……连本应承担化解误会责任的王老师也有自己的苦衷。孩子对世界充满温柔、善意的目光在此书里似乎业已消失。同时，我们更多地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疲惫、失望的自己。
    《非常小偷》中，最后A君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悄然道出一个事实：我们正面临一个愈加冷漠的现代社会。可以说，王淑芬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悄悄回应了对人性失望的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阿伦特认为，不运用自身良知去判断行动是最可怕的，这意味着你丢掉自身的道德观去支持集体的恶行。也就是说，当人们认为自己只是人群中的一个齿轮，每个谎言都不是出于本身的意愿时，他就犯下了“平庸之恶”。这让我们思索：在生命彼此息息相关的现代社会里，没人能推卸掉这份集体责任。王淑芬也说，每个人都不是“旁人”，无心的言谈，有意的嘲讽，都有可能在孩子幼小的生命里留下深深浅浅的伤痕。老师王静梅对孩子们近乎完全误解的印象，一如生活中的许多大人将“天真”“单纯”“乖巧”等字眼和童年自然地联系起来。但这同时也忽略了孩子心灵未被光明烛照的角落，那些童年生活里不可避免要触碰的暗礁。
    如果孩子们在生活中遭遇足够多的失望，他们有可能会产生《我是怪胎》里的张中旬、杨开、陆威扬一开始的态度——拒绝、冷漠、画地为牢，把自己和整个世界对立起来。然而王淑芬也注意到了童年生命里存在的裂缝，并在《亲爱的绿》里提供了陌生人的善意和友谊的温暖，接纳和包容了孩子们伤心无助的瞬间。这种直白的书写可能会让人们心存疑虑，但王淑芬本人的观点是：“要对那些在人群之外的孩子说一些话。”是的，总会有人来救援，总会有人来关心孩子长久的沉默。
    为童年生活里的暗礁写作难道不是一种善意的关怀和鼓励吗？如若我们接受这个说法，就能理解为何奥地利作家诺斯特林格会这样看待自己的童书写作：“既然他们生长于斯的环境不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乌托邦，那我们就挽起他们的手，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可以变得如何美好、快活、正义和人道。”当孩子在书里照见自己心灵失落的部分时，那些孤独、恐惧、焦虑以及假装无所谓的逞强，就会被作者温柔的注视慢慢瓦解。
    童书从不简化人生的复杂，而是以轻巧的方式应对那些孤独、愤怒、失落和无助的时刻。当王淑芬的写作伸进童年生活中的某些现实（当然不是真实）时，故事的枝蔓展开来，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这种言说显示了作家本人善意的包容态度：世界有时可能不怀好意，但我们可以彼此扶持、支撑。在这个程度上，童书的意义在于：讲述生活糟糕的一面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仍在文学的照拂下对生活保有信任和勇气。
    我们当然需要描摹孩子笑容的童书，但也总有许多如诺斯特林格般的写作者，比如王淑芬，他们选择平静地把目光长久地落在孩子身上，注视着通往幼小心灵深处的那道细小缺口。这些书写会积攒起足够的温柔，它让坚硬的生活开始变得柔软，当善意慢慢将孩子围绕，作家便在童年暗礁的深处触探到了人性的暖流，由此激荡出成长的力量与生命的价值。
    （“怪趣校园系列”：《非常小偷》《我是怪胎》《亲爱的绿》王淑芬/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