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著有长篇小说《茧》《誓鸟》《水仙已乘鲤鱼去》《樱桃之远》，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等。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人民文学散文奖、春天文学奖等奖项，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青年领袖”。小说集《十爱》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茧》入选《亚洲周刊》2016年度十大小说。作品被译成英、法、西、意、日、韩、德等文字。2008年创办文学主题书《鲤》系列，担任主编。2012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Q：小说月报 A：张悦然 Q：请您介绍一下最近读过的某本书。 A：在读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这是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一部。小说关于两个女孩长达半世纪的友谊和战争。我很喜欢小说里那个严肃、尖锐、神经质、令人不安的叙述声音，似乎可以感觉到，作者在讲故事的时候，时刻都是眉头紧皱、如临大敌的模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想，为什么自己在小说里无法体现出某种在生活里具备的幽默感，一旦写起小说来，我就变得很严肃、紧绷。我的一部分似乎无法注入小说中去，这未免有些遗憾。不过在读《我的天才女友》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可能确实和女性身份有关。在这种身份里体会到一种敌意和危险，会在作品里流露出来，像是对读者筑起不友善的堤坝。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友善呢？我们热爱文学，不就是热爱它除了友善和美好，还兼容了更多与之相反的东西吗？所以，女性身份如同一种特殊筛子，它或许可以过滤提纯最细微的情感，但它也一定会无情和粗暴地把另外一些可贵的东西挡在外面。当然，每个女作家对于女性身份的感知和表达都是不同的。有人几乎可以无视它，但是有人一旦松开紧抓着它的双手，将陷入失语。 Q：请您描述一下手头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 A：刚写完一部中篇小说，关于一对姐妹的故事，两种价值观和命运走向。小说也涉及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但是我感兴趣的仍旧是生命个体在环境的影响和干预下，所作出的不同选择。如同是一种化学反应，有人变成蓝色，有人变成紫色。每个人都是个黑匣子，会变成什么颜色是不可知的。所以归纳总结毫无意义，我们需要跟随一个个生命个体，去体验和感受这个过程。 Q：自己作品中有哪一部，因为创作过程之难忘，让您对其有特殊的感情？ A：我对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茧》有比较特殊的情感。这部小说写了很久，里面有时光流过留下的痕迹。在写作过程中，我总是一边写，一边去修改之前写的，这样才能保持统一。我通过不断修改去年、前年写下的文字，进入那时的自己，了解自己当时是如何想的，为什么会那么去想。这个不断回望和审视过去的自己的过程，并不令人感到愉快。有时候你会为过去的自己如此幼稚而感到懊恼，有时候你意识到现在的自己也没有变得更好，于是又感到沮丧。所以，这是一个在懊恼和沮丧中缓慢前行的写作过程。我从来不觉得外界的评价可以确定或者否定我，但是这样的写作过程，确实消解了我从前相信或者自以为是的一些东西。我变得软弱和谦卑，失去了一些力量，也唤起了一些力量。这个过程，有点像推翻重建的过程。我当然感到痛苦，但有时又庆幸它来得比较早。至少，我还有充沛的精力和野心。 Q：在您评价作家的私人尺度里，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A：真实。一个作家如果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信，怎么能期望读者会相信呢？作家和他的作品应该具有统一的世界观。试图在作品中粉饰和掩盖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是很难长久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作家创造力枯竭，是因为他们在写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东西，而他们无法袒露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为什么创造力枯竭的问题，在中国作家身上，会比在西方更加普遍和严重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想要坚持表达和本人的统一，代价和阻碍会更大。我们的社会定见和传统规范如同低悬的天花板，留给作家的空间非常狭促。所以，要做一个表面上、世俗上功成名就、德才兼备的人，放弃的代价或许是，成为一个更出色的作家。 Q：请描述一下您与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关系？ A：我在北京生活十年了。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谈不上特别喜欢，但也一点不觉得讨厌，既不想张开双臂拥抱它，也没有逃离它的想法。可能因为它太大，我一直没法对它感到熟悉和亲切，于是也无从厌腻。作为一种空气，它无处不在，作为一种背景，它又显得很淡。这种毫无牵绊、忽隐忽现的感觉，令我感到很自由。所以，我想我还可以继续在北京生活下去吧。 ——《小说月报》2017年第3期封二专栏 阅读链接 1977年，张悦然的父亲告别了他工作的粮食局车队，走进学校的大门。那时，中文系的他还怀揣着一个文学梦，于是写了第一篇小说《钉子》，源自他少年时代目睹的一个真实事件。隔壁楼的一个医生在文革批斗中，被人往脑袋里摁入了一枚钉子，之后渐渐失去言语和行动能力，变成了植物人。 这篇小说当时由于“调子太灰”而没有被采用。时隔多年，他无意中提到这篇小说和钉子的故事，没想到却被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张悦然听到了。这恐怕是她童年里听到过最惊悚的故事了。这颗可怕的钉子也牢牢地钉在了她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张悦然向父亲宣布要把钉子的故事写成小说时，父亲并没有当回事。直到他发现，张悦然竟跑到那间医院做了调查。 2011年除夕夜，接近零点的时候，张悦然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点亮整个夜空的焰火，在一片喧闹声中写下了《茧》的开头。在《茧》的故事里，男女主人公程恭和李佳栖以双声部的叙述方式讲述了文革背景下钉子案件所引起的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和命运纠葛。 书中的女主人公李佳栖对于父亲有着强烈的情感，她用尽全部的力气去追寻父亲的故事，对父亲的历史和过去交付了她全部的感情，然而最终也无法得到回应。 看完《茧》，有的人认为李佳栖太“作”了，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自己的历史。 “其实我写的主人公都不太讨人喜欢”，张悦然说，“我不太会在写一个小说的时候考虑一定要塑造特别可爱或讨人喜欢的人物。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牵动读者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而是她在情感中所体现的突破。就像李佳栖，她是有很多地方不让人喜欢，但她对父亲的感情很真挚，她在这个感情里一直在突破自己的极限，这种试图和父辈建立连接的努力和情感使她变得完整，使她找到了某种力量。” 父亲的意象在张悦然以往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很多我以前的小说里面其实也充满了‘我’跟父亲的关系。‘父亲’在我的小说中肯定是多义的，他既是作为我生身父亲的一个存在，也是作为更大的父权的、阳性的、甚至国家的象征，更是一种对于少女时代的我形成某种压制、或者我想逾越的一个对象。” 儿时的张悦然成长在一个父权环境中。这个环境本身的色彩也随之确定。小的时候，她会觉得妈妈跟自己是同一边的，不是站在对面需要去反抗的那个人。而那个她需要去对话、需要去看清楚的人则永远可能是父亲的形象。 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答谢辞里，张悦然讲道：“《茧》这部小说中所回到的两个历史现场，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分别站着两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和祖父。在所有亲人里面，我最不熟悉的是这两个人，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很沉默。那种沉默神秘而威严，阻碍了我们之间的交流。” 而这种沉默制造的威严则是张悦然一直想用任何方法去瓦解的。因为他们的沉默，她更想让他们打开心扉，跟她知无不言地讲起过去的故事。 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中，张悦然和她的爷爷才有了一些迟来的交谈。她把爷爷的一些回忆写进了小说里，成为了一种恒久的存在，也算作一种纪念。 同样沉默的父亲在张悦然心里一直以来都是一堵很高的墙，在之前的很多小说中，她都有一种感觉——她在跟这样一堵高墙对话，或是赤手空拳地去打这堵高墙，试图把它破坏掉，又或者试图从它上面翻过去。 然而在《茧》里面，父亲的形象却变弱了。“他不再是一个强大的象征，反而变成了一个有点虚弱的、走远了的背影这种感觉。父亲他不再是一个特别高大的形象，因为你长大了，你看清楚了，你知道他也是软弱的。你知道那些所谓的带有男权色彩的压制着你的东西，它可能也是会坍塌的。所以我觉得《茧》里父亲的这个形象可能比之前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完整。” 当问到父亲对于《茧》的评价时，张悦然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我也没有问过他，他也没有跟我讲，我们就假装没有这个事情一样。” 所以当张悦然想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一直渴望的跟父辈的对话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有些话不能在现实中说，为什么非要用写作的方式去说呢。 张悦然也曾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她发现：“小时候已经形成的那种沟通模式是非常难以打破的，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以这样的方式说话，习惯了只说这些话，习惯了去有所保留地跟对方交流。这真的非常难以改变。但是在小说里面，好像就完成了某种东西的一个重建。” 有很多现实中永远无法进行的交谈，就这样在小说的时空里得以完成。 济南在张悦然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北方城市”。从这直白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描述中，仿佛能感到她对于这个城市那股淡淡的疏离感。 张悦然以往的作品里从未有过故乡的概念，在新作《茧》里面，她第一次写到了故乡。小说中故事发生地南院的原型正是她成长的地方——山东大学家属院。 但张悦然笔下这个的故乡与上一代作家笔下的故乡却不一样，不像高密之于莫言，也不像马孔多之于马尔克斯。这个故乡并不是一个有着那么强烈的独特属性的地方，只是她童年的发生地。 “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流动的空气，我记忆它的方式是一种气息的记忆，并不是我对那个地方深怀独特的感情。就是我的童年没法在别处发生，它只能发生在那个地方，它也只能用那样一种空气、那样一种色彩。” 在张悦然看来，故乡是童年里面的一种空气，那个地方是哪里却并不重要。“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不是一群人的生活，是一个个体。故乡永远是一个集体的故乡，是一个地方。而童年则是一个个体的概念。” 在创作《茧》之前，张悦然就对历史很感兴趣，她尤其喜欢具体研究个体在历史中的关系。 她想起沉默寡言的爷爷其实参加过远征军，然后开始自己想象爷爷的历史。她还把爷爷的这段经历安插在《茧》里面李冀生院士的身上，并在小说里为他设想人生的另一种结局。 “我蛮喜欢去把人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层面去考虑。”张悦然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历史就像一道光线，谁也无法描述这道光线的样子，因为它无法被触摸。只有当这道光线投射到一个人的身上，你才可以通过这个人看到这道光线是亮的还是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质感。但若是脱离了这个人的存在，脱离了这个个体，就没法描述这道光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凭空地去描述历史，历史这个概念在小说里面必须是有个体承载的。” 就像在《茧》中，历史是散落在时空中的碎片，正是李佳栖和程恭这些个体的情感把它们黏合在一起，让读者产生了共情。“历史啊文革啊跟我的主要人物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写的是几个个体的人他们命运的变化。” 张悦然最近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大乔小乔》，讲的是一个关于两姐妹计划生育的故事。这在别人看来，尤其是她以前的读者看来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张悦然会写一个和计划生育有关系的故事？但其实她只是听闻了这样一对姐妹的故事，对具体的人物产生了兴趣。 “无论写哪个小说，打动我的都是某个人物在那个处境中的感觉，我不禁会想，那时候他该多痛苦啊，那时候他多么地怪诞啊，那时候他多么地难堪啊。我都会先找到这样一个入口进入到那个人的那个处境。小说永远的立足点在于具体人物的情感，这是最重要的。” 节录自《张悦然：哥特少女已成熟》，《南都周刊》2017年第11期，记者燕玉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