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我们现在需要怎样的通俗儿童文学——“斯普拉特在行动”系列给我们的启迪
我曾看到不少小学生手捧国内原创的一些 “超级畅销书”,读得津津有味。我有点郁闷。因为我很知道这些书吸引读者的妙招:充满惊险和悬疑,文字中透着诡异,主角和小读者年龄相当,也正为单调而紧张的功课所苦……但无可否认的是,故事很无聊,它们完全为投合少年的阅读心理而写,一切为了吸引眼球,从而获取商业利益。我把这些书称为“商业童书”。 当然,哪怕是真正的大科学家、大艺术家,也不可能一生不接触“通俗文学”,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很可能有几年也非常喜好侦探小说或武侠小说——这种喜好和一定的年龄阶段是有关的。所以我并不反对中小学生读通俗文学,只是通俗文学本身也有高下之分。以我自己有限的阅读来看,在侦探小说中,《福尔摩斯探案》与克里斯蒂的小说;在武侠小说中,金庸和梁羽生的作品,品位的确要高一些。 现在,在部分家长中有一种误解,觉得孩子读书就好,至于读什么书他们是不管的。其实儿童读课外书的时间非常少(因而极珍贵),不同年龄段又有不同需求(这就是理论家常说的“儿童本位论”),所以在学龄前,该多读“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书,让他们纵情想象,让头脑得到快乐的释放;而到了小学阶段,书可以渐渐地“深”起来,书中的“意思”也可以丰富起来,不能被无聊的书占据了全部可用的时间。 同样,在知识界和评论界也有一种误解,觉得推荐中国原创的书就是好,如积极推荐外国作家的书,那就多少有点问题。前不久,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对国家图书馆的“年度少儿图书类推荐书单”里有多种“洋童书”表示愤慨,说国外从来不会有这种事。我不知道这样说的依据何在,国外的图书馆难道只准推荐本国作家写的书?按此原则,是否一切翻译类作品(翻译类其实也是“中国书”的一个大类)国内图书馆都该不闻不问才对?以此类推,上海图书馆是否只能推荐上海作者写的书(上海译者译的也不行)?浦东图书馆是否连浦西的书也该充耳不闻?我从这样的观念里闻到了“晚清”的气息,而且还不是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改革之士,却是更为保守的“辫子党”的思路。我们不妨想想鲁迅为什么要提倡“拿来主义”,要把国外的东西大胆“拿来”,甚至还多次强调“翻译比创作更重要”。我们也该想想改革开放的“开放”指的是什么,现在应更加对外开放,还是应走回头路?其实我很理解那种希望保护本国作者利益的心理,但这实在太小气,也太缺乏远见,按此思路非但不利于本国文学的发展,还将小读者们的利益做了牺牲。原因很简单:童书不仅有原创和翻译之分,更有高下优劣之分。如果翻译的书确实更好,而我们就是不准推荐,却只准孩子看那些无聊的书,原因只因为它们是中国作者写的,这难道是为了儿童?显然不是。这不是文学思维,更不是儿童文学的思维。 也许我说了太多题外的话,现在赶紧来说《斯普拉特在行动》丛书。这是一套非常精彩的系列书,虽然它也属于“通俗文学”,即“类型文学”。为什么说“通俗文学本身也有高下之分”呢?就因为世界上无数作家在通俗文学创作上已经有过大量实践,走出了一条有趣而曲折的路,这才达到现在的境界,也才有了《斯普拉特在行动》这样高品位的作品(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商业童书”还只在起步的阶段)。我且用最简易的笔墨勾勒一下那发展变异的线路—— 通俗文学大潮往往是在市场高度发展时,由出版商推动的。许多作家本来只写“纯文学”,纯文学追求的是“好”,而通俗文学追求的是“好看”——它有大众性和商业性的要求,所以要有抓人的故事,以故事性取胜。于是,作家们海阔天空,放手编起故事来。但在无拘无束编了一阵故事后,大家忽然发现,故事的套路相当有限,能吸引眼球的题材只有那么点,大家纷纷落进了相近的故事中,仿佛游乐场中的“碰碰车”,很快就你碰我,我碰你了。相反,不是那么容易创作的纯文学,因为要真诚反映各自的灵魂,又自觉地追求独特性,反倒不容易雷同。这就涉及通俗文学存在的“复制性”的问题了。这就是通俗文学要走类型化之路的道理。 既然形成了类型,类型中的作品要相互比较,就又有了突破的需求。向哪里突破?文学终究是文学,通俗文学也还是文学,所以,真要比高下,到头来,还得到文学性和思想内涵上去找出路,还得到纯文学中去汲取营养。走了一个圈,好像又回到了原点;但其实这不是回到纯文学,而是通俗文学自身的螺旋形上升。 我们再来看《斯普拉特在行动》丛书,作为通俗文学,它的故事非常抓人。恶势力(一开始以校长的身份出现)有他的绝招,既能给人催眠,又有他的疯狂的追求,即让全校的人受他控制,进而让全国都受他控制,他为此不择手段;一群孩子自发组成了反抗恶势力的“斯普拉特”小组,但他们哪里是强大的恶势力的对手,于是惊险丛生,九死一生,最后还是战胜了邪恶的势力。除第一本外,恶势力已不再是校长面目,他以不同身份出现,不断变换手法,让孩子们出其不意。所以,它属于悬疑与探险的类型,每集都是全新的故事,人物和对手则依旧。那一次次剧烈争斗所围绕的,不是电视直播的智力竞赛,就是电脑游戏,或高科技人工智能等,总之都与新一代学生所关注的新技术有关,这又使故事充满了时代气息。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思想内涵,本来这在通俗文学中并不重要,但在这套书中却十分突出:恶势力不允许学生有任何童心的表现,只强调秩序和效率,要大家绝对服从,不许独立思考,甚至要彻底消除情感和个性,使人异化成机器,他打着“为国家”的旗号,上个世纪希特勒的“国家主义”正是这样的东西,这已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而,作品中孩子们在反抗时所体现的正义感,正是全人类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这体现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同样,在文学描写上,作者也大量动用“纯文学”的手段,在吸引你的同时悄悄感染你,在渲染紧张气氛时不忘给以淡淡的幽默,并喜欢用含蓄的笔墨。小主角迪娜是个孤儿,她初出场时,小心翼翼,说话有如机器人,校长让她测验,她也故意错几个题,这些细节都给人留下悬念,到她终于出手为哈维解卷子中的超级难题,我们才明白她的能力有多强——她是为自我保护才时时掩盖自己的聪明。在第一本结尾处,当大人问孩子们迪娜是否要留在家中,劳埃德说: “我觉得她真是棒极了,除了——”他朝她笑了一下,“——除了稍微有点笨。” 迪娜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两只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她一直没说话,直到威尔伯福斯小姐轻轻地问她,“那么,迪娜,你觉得呢?” 迪娜的声音有点哽咽,好像说不出来话的样子,她说,“请把我留下吧。” 读这样的文字,心会变得很软,孩子之间的反话和微妙的反应,都给人以会心的美,仿佛自己也进入了这样的生活。这是一种纯文学的审美效果,这样的通俗文学虽仍以故事好看为第一要义,但品位已和纯文学相当接近了。 这样的书,我以为可以成为“浅阅读”和“深阅读”之间的很好的桥梁。 (本文作者为儿童文学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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