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水果一样的文学 真正高质量的儿童文学是有审美内涵的,是必须有生活而又有艰苦创作过程的,它必须像十年树木那样合于艺术发展规律,不可能大量速成,也没有直接实用的价值,却能影响人的灵魂,影响孩子的一生,这样的文学可喻为“水果”。 近日请教业内专家,明白了童书出版的“黄金十年”指的是2001-2011年。那么现在,又有5年过去了,看来好光景还在延续。但在那最初10年的中间阶段,从创作发展的角度看,其实是有些萧条的。销售虽然日见旺盛,品种却很单一,那大量流行的基本就是搞笑版“校园小说”和描写准恋爱的“青春文学”;写法上相互模仿,没有百家争艳的趣味,也不见各具特色的新作者涌现。这是市场和资本快速发展留下的代价。好在这情景很快改变,在这个10年的末端,作家们又活跃起来,纯文学的冲动不愿再受市场制约,不同风格的创造各显神通,书店里也不再是商业童书的一统天下了。 接下来的五六年,形势更为喜人,汤汤、黑鹤、小河丁丁、胡继风、舒辉波、顾抒、陈诗哥、史雷、李秋沅、慈琪……一大群充满活力的儿童文学新人走向一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坛格局,他们不仅先后拿出了立得住的作品,有的还形成了鲜明的风格。这就吸引更多作者从商业童书中脱身,转而向文学高峰攀爬,王勇英、孟飞等也都写出了令人瞩目的力作。成熟作家们更上层楼,曹文轩、张之路、秦文君、郑春华、汤素兰、彭学军等近年新作不断,在艺术上也有新的探索。再老一辈的作家,像任溶溶、任大星、金波、屠岸等创作也未间断,保持了他们一贯的风格。 能有如此蓬勃的局面,与各少儿出版单位不再只一味注重“最畅销”的品种有很大关系。在“黄金十年”中段,我不止一次听作者们抱怨过:想写熟悉的农村生活,出版社一定要把背景移到城市;想写严肃的题材,又非要改为“喜剧”;作品中有不少校外生活,又要求集中写校园——其实就是要将作品全纳入当时最易畅销的搞笑版“校园题材”中去。到2011年前后,大部分少儿类出版社已在市场上掘得“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在文学观念上,这时也已有了较大转变。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儿童文学被视为教育工具,作品是用来帮助孩子改正缺点的,甚至强调每篇作品都要有针对性,这样的文学可比喻为“药”;而前些年最畅销的迎合儿童口味的商业童书,可比喻为“可乐”,它和药一样都是工业制品,都可批量生产;而真正高质量的儿童文学是有审美内涵的,是必须有生活而又有艰苦创作过程的,它必须像十年树木那样合于艺术发展规律,不可能大量速成,也没有直接实用的价值,却能影响人的灵魂,影响孩子的一生,这样的文学可喻为“水果”。如果说,“文革”前后所追求的主要是“药”,前些年最畅销的主要是“可乐”,那么最近五六年里,几乎所有出版社的老总,都想好好抓几种“像水果一样”的好作品,而不再只以“可乐”的销售业绩为荣了。当然,上级管理部门政策机制的转变,对此也有积极推动作用。 上述的观念转变,也时时伴随着争论,但到今年4月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后,这类争论声戛然而止。曹文轩载誉归来,一再声称自己高擎的是“文学”的旗帜,认为对作品的追求首先应该是艺术,不然一切免谈。这正是审美的追求,是拒斥那种工业制品式的写作,而按照生活和艺术规律向读者奉献像水果一样的文学,国际安徒生奖所肯定的正是这种纯文学的努力。借此东风,近年喜人的局面或能更其蓬勃。 气象之大 不必讳言,优秀的成人文学作家在文学气象和文学深度上的追求,常常高于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所以,成人文学作家的加盟给儿童文学带来的,正如那群青年作家的登场所带来的一样,是格局性的变化。这使整个儿童文学有一种焕然一新之感。 前几年,在一次儿童文学的评奖中,有一位成人文学评论家感叹道:“这么多作品看下来,气象最大的,还是黑鹤的动物小说。”我听后,深以为然。黑鹤长期生活在浩瀚的草原,有开阔的文学眼光,在进入儿童文学前有诗歌创作的训练,对动物生活很熟悉,他不是靠编造一些动物传奇故事以求畅销,也不是在动物生活中注入人类思想以教育儿童,他写的是真正的“自然的母题”。他的《黑狗哈拉诺亥》《血驹》等,都能大开大阖,在新奇的动物生活领域探幽入微,既扣人心弦又有震撼力,同时有漫长的历史感,这给人带来了丰富的阅读感受。 儿童文学作家因长期面对小读者,写作格局容易变小。但近五六年里,还是出现了几部气象较大的长篇。这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有关系,那几部作品都是写抗战的。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以全新的观念描写战争与儿童,写了抗战中山东乡间的几个孩子,她不再把他们拔高成能决定战争胜负的“小英雄”,而致力于展现他们充满童趣的生活,写了他们的苦难、惊恐、坚韧、仇恨和成长。这种写法大大拓宽了战争题材的内涵,它的感染力也胜过了那些大同小异的战斗故事。史雷的《将军胡同》题材新颖,浑然天成,写的是抗战时期北京城里皮影戏班子的父女、前清八旗的落魄子弟、富有而又爱国的姥爷一家,从这三个家族的命运,透视了沦陷区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情感和遭遇,展示了那一特殊年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其中写得最出色的是八旗后代图将军,写尽了他身上的混混气、败家子气和义气、侠气、爱国精神。小说充满京味儿,与老舍同类作品相比,滋味时有过之。曹文轩的《火印》以一匹良马雪儿为主角,除了马主人坡娃外,日本军官河野和小日本兵稻叶都写得相当丰满,并真实可信。河野是一个有文化的军官,也是养马的专家,他不愿看到日本军队滥杀无辜,也反对虐马,但最后,正是他下令烧掉村里的房子,轰毁整个村庄,坡娃父母都死于这场炮火。稻叶则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兵,他同情各种小动物,对雪儿生出的小马驹百般照顾,以至小马驹认准了他是自己惟一的主人,为了寻找走失的马驹,他死在中国军队的枪下。作品由故事凸显复杂人物,又由复杂人物牵出深层思考,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所在。 这几年里,越来越多的成人文学作家的加盟,也为儿童文学带来了博大的气象和新鲜的气息。张炜的《寻找鱼王》写一个孩子找高山上的捕鱼人拜师,牵出了一男一女两个前辈鱼王的传奇身世,作品对传统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有深刻的发掘和探讨。阿来的《三只虫草》以一位优秀的、几乎有点天才的藏区儿童采挖虫草的经历为主线,写出了虫草产地平民、僧侣和官场的生态,小主角渴望读书、积极向善的心理,读来感人至深。赵丽宏的《童年河》写一个乡下孩子进城后的成长故事,作品充满生活气息,写出了上世纪60年代那特殊的时代气息。肖复兴的《红脸儿》写上世纪50年代北京大杂院里的儿童生活,在畅酣淋漓地表现人性美的同时,也对儿童天性中的恶劣成分作了深刻发掘;对人生的艰难,即所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也写得切实可信,这在儿童文学中都是一种突破。还须一提的是黄蓓佳的《童眸》,这是她调动了自己久藏于心的童年经验的精心之作,她不惮于揭开人生中沉重与丑恶的一面,将它们与儿童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及失望放在一起写,既感人至深,又能引发深长思考。此书所表现的生活面非常开阔和复杂,过去曾感慨《城南旧事》和《小毕的故事》“能让小读者看到相对完整的人生”;而现在,从《童眸》中,他们也能看到了。不必讳言,优秀的成人文学作家在文学气象和文学深度上的追求,常常高于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所以,上述作品给儿童文学带来的,正如那群青年作家的登场所带来的一样,是格局性的变化。这使整个儿童文学有一种焕然一新之感。 儿童文学作家们也在追求更大的气象。如殷健灵,几年前她创作了《1937:少年夏之秋》,这也是抗战题材,她努力写出一种历史感,但还是少了点历史的和人物的“质感”。今年,她又拿出了长篇新作《野芒坡》,这是个更难写的题材。作品力图还原清末民初“育婴堂”和“孤儿院”的真貌,颠覆了一些既定结论,并探讨了那种宗教氛围中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儿童生活。小主人公幼安是独特而敏感的孩子,他有不自觉的艺术家的天赋,也渐渐发现了自己与这里的宗教氛围所存在的缝隙和距离,这在情节中布下了发展的契机。此书是作家创作生涯的突破,但艺术追求永无止境,同是民间的天才型的艺术爱好者,书中的幼安如与王安忆《天香》中的小绸和希昭相比,在人物描写的“质感”上仍有一点差距。 小的魅力 从幼儿的童心童趣中发现美,发掘美,永远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天职。儿童文学是多元的,纯文学的生态就应百花齐放,如果儿童文学转而一味追逐大气象大境界而排斥其小,那也是一种可怕的异化。 气象阔大的作品丰富了当代儿童文学的总貌,这并不等于说,儿童文学不用再追寻小的魅力——从幼儿的童心童趣中发现美,发掘美,永远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天职。儿童文学是多元的,纯文学的生态就应百花齐放,如果儿童文学转而一味追逐大气象大境界而排斥其小,那也是一种可怕的异化。 谢倩霓的“薄荷香”系列是三本可爱的小长篇,第一本《一个人的花园》写的是快到入学年龄的小女孩、她的家庭和亲人、她周围的邻居们,写生活中的各种小细节,还有她的小心眼小感受,那细微、温婉、安静、真切的描写有趣而不夸张,自然而然,一个劲地往读者心里钻,让你喜欢而感动。如果说儿童审美有什么“核心价值”的话,我想大概就在这里了。这种美感是其他任何文学都没法取代的。小河丁丁的短篇小说《田螺手链》也有相近之美,他写的是四五岁的小男孩对比他更小的邻村女孩的友谊,那女孩年幼、孤独、爱哭,别的孩子都不理她,说她眼里有“眼泪鬼”,谁和她对看“眼泪鬼”就会钻进眼里去,但他不怕,就是要和她玩,当知道一点她的家庭情况后,他就更同情她了。这种幼儿间的拳拳之心,写得极亲切,虽事情小而又小,读过却难以忘却。 郑春华的“奇妙学校”系列写六七岁的孩子在国际学校中的生活,其中《光头校长》写的是顽皮男孩和德国来的校长之间的冲突,校长的教育方式很奇特,而孩子内心的担忧、窃喜、害怕等也写得很到位,校长和孩子后来建立了很特别的友谊。另一本《玻璃丝小马》写一位小女孩对高班的大姐姐充满倾慕,生日时大姐姐送她玻璃丝编织的小马,对她来说这就是天下最贵重的礼物,她高兴得寝食难安。这种小儿心态最易为大人所忽略,但在儿童文学作家笔下却生发出熠熠的光彩。 左昡的中篇童话《住在房梁上的必必》是一部小小的杰作。必必很小很小,而且永远长不大,她是和小房子同时出生的,大概就是“房妖”一类的怪物吧。但她很好心,一心要照顾住在房里的康奶奶,她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美好的梦境送到康奶奶的头脑里去。但康奶奶越来越老,越来越孤独,小房子面临拆迁,必必为此苦恼而焦急……童话写出了幼儿面对现实社会的焦虑,那一颗小小的心灵,还有那小而美的梦境,如何在大时代中摇曳、动荡。最后,小房子拆掉了,必必有过痛苦的流浪经历,而大房子终于盖起来了,她成了大房子的必必,新的生活在召唤着她,但她再也没能找到康奶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儿童文学中的“小”是如何与“大”悄悄连接的。 直面现实人生 直面当下人生的创作,进入新世纪后,在儿童文学界,确有被逐渐淡忘的趋势。好在近几年,毕竟还有舒辉波、韩青辰、汤汤等作家,在这方面发愤努力。 上面提到的作品,或写重大历史题材,或写过去的儿童生活,或写幼儿的心灵,除了《住在房梁上的必必》,似很少有直接面对现实人生难题的。直面当下人生的创作,进入新世纪后,在儿童文学界,确有被逐渐淡忘的趋势。其实这类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多。它们的淡出,明显减弱了儿童文学的审美力度。 好在近几年,毕竟还有几位作家,在这方面发愤努力。首先要说的是舒辉波,他过去曾是电视台记者,采访过许多底层少年,其中有民工的子女,有患白血病的孩子,也有逆境中的奋斗者和成功者;现在他是大学教师,但他花了大量时间对10年前的采访对象做追踪采访,既了解他们个人的命运和家庭的变迁,又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把握时代的脉络。第二次寻访过程是无比艰辛的,收获也是巨大的,生活的确是最好的创造者,生活所揭开的人生百态,让任何编故事高手都黯然失色。他现在正把这些采访成果写成报告文学,叙述重心是少年的精神成长,是他们对苦难、丑恶、疾病和死亡的抗争,他要写出他们的人性之美,而在美的发掘中决不回避人生本有的沉重与黑暗。已刊发作品有《妈妈至今还是我的泪点》《我的小鸟飞走了……》等多篇,不久后它们将集结为《梦想是生命里的光》出版,很可能也是今年儿童文学创作最有分量的收获之一。 韩青辰去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龙卷风》,也是不寻常的作品。她写了现在的中学生活中比较极端的一面。作品不是通过侧翼暗示,而是正面强攻,是鲁迅所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亦即“铁划银钩,放笔直干”,这就有了非凡的力度。小说写了因受不了考试后的羞辱和压力而过早结束了自己生命的同学以及她的父母,也真实细腻地写出了女主角与母亲之间的令人揪心的斗法——这是青春少女“分裂时期”的真实写照,现实的学校和家庭中的反常氛围将这一切无限强化,于是造成了许多无可挽回的悲剧。对儿童文学来说,这样的作品太过惨烈,但如果作家都回避沉重的现实,又哪来“疗救的希望”?所以,这类作品不宜多,但也不能没有。它在当下创作中还是珍稀而可贵的。 常新港的长篇《五头蒜》、玉清的短篇《地下室里的猫》,还有薛涛的长篇《小城池》等,都能直面当下现实,或写出学生们的心理困境,或将这困境与社会上的不公相交织,在这样的背景上写少年的正直、单纯和人性美,就有了更切实的感染力。顾抒的《布若坐上公交车走了》等短篇幻想小说,用写实和非写实相交织的手法表现现实,读来非常有味,她的《草籽之歌》以幻想手法写校园暴力问题,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能将绝望的少女引向精神升华。此外,张之路短篇幻想小说《拐角书店》揭示社会问题,胡继风短篇小说集《鸟背上的故乡》深入描写农民工子弟的生活和心理,都体现了直面现实的自觉。 然而,面对现实人生难题,还有另一种写法,那虽不是直接描写,却仍是“直面”现实的——我指的是汤汤的童话。她的代表作《到你心里躲一躲》写人们利用孩子的天真到傻路路山包去取宝,念一句咒语就能跑进对方心里,再念一句咒语就能带着珠宝逃之夭夭,这珠宝能卖高价,麻木的傻路路们不知道这已是一项产业,仍好心对待一切孩子,最后,他们的山包没落了,不得不远走他乡——这里所写的,难道不是商业大潮席卷而来时,那些跟不上趟的落势群体吗?《喜地的牙》写的是少年喜地每次换牙都带来不可控的身体变化,同时还伴有短暂的精神上的迷狂——这种迷狂给家庭带来了可怕的破坏——家人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故事所对应的,不就是现实中的青春期逆反的孩子,还有少年儿童的心理疾患问题吗?她的作品非常生动,阅读时完全沉浸在童话境界中,未必会作现实思考,但读过之后,这种强烈的感受就会让你把童话和现实联系起来。综观中国儿童文学,在汤汤之前,出现过张天翼、孙幼军等天才童话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注重与现实的对应,但他们多是直接描绘现实,让童话形象直接接触具体现实问题(左昡和顾抒也部分继承了这种写法)。而在汤汤的童话中,并不出现真正的现实问题,她给我们的只是审美体验上的对应,唤起的是内心同构的体验。这样的艺术效果并不亚于直接描写,这正是审美方式不同于逻辑方式的奇妙处。 散文与诗 在儿童散文创作中,这几年间最重要的作品,我以为还是殷健灵的《爱——外婆与我》。儿童诗不算热闹,但也不太寂寞。诗人陈诗哥、萧萍和王立春等各具特色。 在儿童散文创作中,张洁、徐鲁、孙卫卫、陆梅、毛芦芦、周静、赵霞等,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这几年间最重要的作品,我以为还是殷健灵的《爱——外婆与我》。这是充满真情实感的长篇散文,写的是作者对从小住在一起的外婆的怀念,全书朴实、流畅、清丽,很少有煽情的文字,但越这样越加感人,何况作者从小就知道,这外婆并不是亲外婆。作者不惜把寻常人世的真实写到“令人害羞的程度”:外婆没有文化,她原是上海弄堂里的贫苦女工;她娇纵自己的外孙女,容忍她不肯洗澡、学邻居说脏话、对大人发脾气,甚至含着满口巧克力入睡;外婆老了,住在一起时有矛盾,有时会无端怀疑家人待自己不好,猜测她们瞒着自己到外面吃饭;在世俗生活的这种如实描写中,割不断的浓浓的亲情愈发凸显出来。此书还将亲情上升到了哲理高度,比如,外公和外婆吵架,作者对自己和“他者”有了独到的理解:“不能说我对外公没有感情,但那种感情和对外婆的不一样。外公之于我,是另一个独立的人;而外婆之于我,就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身体和血肉。外婆痛,我也会痛;外婆难过,我也会难过。”比如对搬家,作者反思道:“搬离老房子,对我来说,是解放,是逃离;但对于外婆,却意味着丧失、孤独和寂寞。”“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老人,‘年老’的最大敌人,不是清贫,而是——寂寞。”此书在小读者和成人读者中都引起不小的反响。 儿童诗不算热闹,但也不太寂寞。这几年间,老中青几代诗人,如任溶溶、金波、屠岸、韦苇、高洪波、薛卫民、王宜振、李少白、徐鲁、安武林、莫问天心等都有诗集面世。这里只说三位各具特色的诗人:陈诗哥、萧萍和王立春。 陈诗哥可谓异军突起,他本人和他的作品在人们毫无准备时蓦然出现,引起的是惊讶的赞叹和审思。这些作品介乎于诗和童话之间,要说诗,也是散文诗,并不分行,有时是长长的一大块,但诗性却从字里行间掩不住地涌出来。去年他把这类作品结集出版,名为《风居住的街道》。什么是依凭想象的才华的创作?什么是“有意味的没有意思”?我以为这篇就可作为杰出的代表。作者由他所熟悉的风,展开了奇异的充满童趣的想象,一会儿把它描绘成耐心的点亮街灯的老者,一会儿又想象成翻书的少年(甚至诗人),而灯在风中摇曳和书页被风吹动,都是儿童熟悉的画面,所以这意象特别真切。看看小标题就能诱发奇妙的诗思:“点灯的风”、“读书的风”、“阴风”、“五颜六色的风”、“干净的风”、“要改名字的风”、“风弟弟和兔子”……作者是在搬家前夜写这首诗的,他对这里充满怀念,这里沉淀了他多年的生活和思考,也包括在一个个寂寞的夜晚泛上心头的无数儿童式的想象。所以,“有意味的没有意思”其实还是生活的赐予。试将此篇和书中另一篇《列国志》作一对比,二者篇幅、格局、写法都相似,但后者读起来十分累人。这也就是“自心中涌出”和“从笔下挤出”的区别了。 萧萍的《蚂蚁恰恰进行曲》是一首很有趣很热闹的童诗,音乐性和游戏性都很强,从儿童的独特视角展开想象,读来脍炙人口。但她意犹未尽,又把它改写成近10万字的五幕儿童诗剧,这就是前年出版的那本《蚂蚁恰恰》。萧萍是不歇的探索者,始终保持着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兴趣。这是诗与剧的结合,作者在人物设计和戏剧组合上动了不少脑筋,大段的诗句在人物的对话或独白中流动,每个进场、出场都有音响、光影、节奏和气氛上的考虑,据说孩子们在舞台上演出时效果很不错。只是将原诗单纯的童趣展现扩大成一幕大戏,要补充的东西实在太多,而这些东西其实要靠平时长期积累,不然就会有很多似曾相识或不够精到的内容阑入。此剧中小蚂蚁们坚强不屈、中途动摇(后又转变)、齐心斗敌、壮烈牺牲等等,可能都有作者儿时读过的革命故事的痕迹。所以我认为此作品形式的意义高于内容。 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诗,主要有两种:一以童趣见长(比如任溶溶与柯岩),一以抒情见长(比如袁鹰和金波)。王立春几年前出版的诗集《贪吃的月光》却让人耳目一新,那是全新的品种,完全以儿童视角去写一事一物,书中所有的诗都以儿童想象的发挥见长。不管写路灯、小路、房子、篱笆、风筝,还是相对抽象的睡眠、夜、梦、季节,或孩子所熟悉的无限多样的动物和植物,她都能写出奇异独到的意味,那又是确确实实的孩子的心理和语言。这是一种让儿童沉浸在童话般的想象中的诗,想象是它的特色,也是它的目的。我们知道,六七岁以前的儿童,正是想象力疯狂发展的年龄,这一发展对他们未来的审美能力、创造性思维和理性发展,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不必再在这样的诗中加上太多教育的内容,它们不需要拔高,让儿童喜爱这想象的游戏,它已功莫大焉。孩子需要这样的作品,只是我们的作家和诗人过去提供得太少。近年王立春又写了不少这类新作,又有新集将出,我们拭目以待。 回望近五六年儿童文学的发展,原创图画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彭懿、萧袤、曹文轩、朱自强、梅子涵、张之路、秦文君、余丽琼、张晓玲、麦子……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限于篇幅,此处只能点到即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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