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兰亭集序》局部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公元353年上巳节，东晋名士四十余人在会稽山阴举行了一次修禊活动。他们曲水流觞，燕饮抒怀。在将当日所做诗文汇编成《兰亭集》之后，王羲之欣然提笔，撰写序文，这就是《兰亭集序》。序文由雅集的时间、地点、缘由入手，而后介绍与会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接着描述兰亭周围的优美环境，“仰观”“俯察”“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完全摆脱世俗的苦恼，尽情地享受自然美景，并将思绪推向有关生死、万物和宇宙等大问题。本来是基于现实的具体任务，需要撰写一篇文学作品，竟催生了书法艺术水准极高的“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
    因有意义的文辞而成翰墨名篇
    文学与书法艺术存在密切的关系，是因为它们都以思想和语言为基础。所谓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于人的意识之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完美统一，也即古人所说的“意”。但是，思想只存在于人脑之中，必须组织恰切的语言才能合适地表达和接收。所以，“意”在古文字形体中由“心”和“言”两部分组成，可以看到人们寄希望于通过语言来了解思想的认识。在思想和语言之间，思想是语言所要承载的内容，语言是思想得以交流的工具，二者理论上是统一的。但是，任何思想都呈现为浑然，语言则需要加以剖析，所以在人们习惯的认识中，语言无论如何都不能完整地反映心志，及至形成书面语，意义也有所剥落。早在2500年前，孔子便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感叹。不过，由于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对思想进行梳理，可以让情绪有所渲染，使立意得到提升，从而能够更为深刻地反映主体的认识、适应社会的目的。
    文学正是通过语言以形象化的方式反映“意”的艺术。《毛诗序》曾强调，“诗”是“志之所之”的产物，在这里，“志”即是“意”或者思想，“诗”则属文学的重要式样。当然，“志”是就“心”而言，一旦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便是文学作品了。从客观上说，《兰亭集》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撰写序文，来提升它的分量。王羲之是其中的长者，也是活动的召集人，更是地方行政长官，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一任务。由客观需要而引发思考，之后转化为语言的叙述，必须要求措辞准确、气韵雅正、格调蕴藉、表达妥帖。从后世的流传情况来看，文章显然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在清代时被编入《古文观止》，作为文学的典范供学塾使用。
    文字的产生真正拓展了思想交流的维度。作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字自诞生之日起便渗透进了民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过汉字必须形成可视的符号才能付诸使用。千百年来，尽管出现了多种生成方式，但汉字的社会功能主要还是通过书写来实现的。为了追求汉字使用的正确、便利和美观，人们开始研究汉字书写的表现规律，这就是今天的“书法”。至汉晋之间，书法探索逐渐趋于艺术的自觉，王羲之是成功的探索者，他依托深刻的艺术见地，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铸就了《兰亭集序》的经典地位。所以说，尽管书法艺术并非单为文学而生，却必须以有意义的文辞为表现内容。除了“太极殿”“同仁堂”等纯粹实用的匾额、题字或标语，文学作为思想对客观世界的提炼和升华，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
    书法历史上，经典的书法作品本身就是传颂的文学作品，除了《兰亭集序》，还可以列举出《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诗帖》，前者是颜真卿为祭奠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颜季明而作，后者乃苏轼由贬谪黄州三年的悲凉遭遇有感而发。可见，关于书法作品，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文字在记录语言之后所承载的思想内容。某位老先生去世，倘若借用西王母典故来创作“驾返瑶池”的挽幛，必然不会为人赞许。至于书写的美观程度与艺术水准，则是其后才被关注的问题。
    启功的“奇峰高节”：
    生活的体验，文学的运思
    较之一般的文学创作，书法作品具有具体的用途指向和明确的读者预设，所以在选择或拟定合适的文辞内容时，创作者要全面地体察社会、深刻地体验人生、精准地判断情势，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某一角落，有翠竹数竿、奇石一尊。每至夏日，绿荫秀美，空气清幽，凉风习习，不觉使人心情舒畅。当是之时，常有一二学子坐立其间，或琅琅读书，或默坐静思。启功先生在石上题字“奇峰高节”，其中，“奇峰”描述奇石耸立向上之势，“高节”则指向竹子的高洁虚心，“奇峰”“高节”皆指向具体环境中的景物，却又以拟人的手法指向人的节操、情感和旨趣。款字为“师生学行同此竹石”，进一步说明了特定场所的景物与北京师范大学这一大环境的关系。题字既与环境和谐相生，又给师生以精神上的劝勉、激励和鼓舞。作品尽管寥寥数语，竟与相关的人、事、物、地、时、情无一不合，从中表现了作者对书法艺术表现的高深造诣，更显示了作者文学思维的精确与充沛。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实用、生活、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尽管今天的人们产生了书法到底属于文化还是艺术的争论，也在强调艺术创作与日常实用书写的区别，但是，文化和艺术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鸿沟，书家是否为艺术而创作与作品是否具有艺术的效果同样不能混为一谈。简单说来，艺术是文化的最佳表现形式，文化又根植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生活则必然夹杂着林林总总的实用成分。无数名家的创作正是服务于客观生活的实际用途，又充分整合各方面的文化因素，最终形成千古流芳的艺术佳作。在书法艺术表现中，思想、语言作为内容和需求，汉字、书写作为载体和手段，书法、创作作为研究和实现，三者密切相关，每个方面都渗透了人们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体验，更浓缩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深入理解。
    文化的本质在于将美好和谐的理念行之于一切，书法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如何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创作成完美的艺术作品以服务于生活。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书法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入书法艺术表现之后，书家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文学作品的文体、风格和字数多寡，甚至还需要根据书法艺术表现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文学作品中各个语句的排列位置和方式。小说《水浒传》有诗句：“芦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为了赚取卢俊义入伙，吴用的这首诗颇有一番考量。它本来描述了卢俊义的遭遇，特别容易引起对方的情感共鸣。另外，诗文又以藏头的方式隐含了“卢（芦）俊义反”的信息，终于通过官府的追逼将卢俊义逼上梁山。由于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无法知晓吴用的书写水平，但如果要拍摄电视剧，将故事情节诉诸视觉创造，四句诗文在题壁时必须整饬地排列才能准确表达出两层含义。书家如果缺乏基本的文学运思，在书写摆布时遗失了诗句藏着的弦外之音，难免贻笑大方。
    抄录“大江东去”“北国风光”：
    文学涵养缺失使书法退缩为单纯的展览、比赛、获奖
    欧阳中石先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的书法教育理念，深刻地阐述和沟通了“字”“文”“道”“书”与“时”“需”的关系，强调书法艺术表现为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服务。这一主张触碰到了中国书法的真正内核，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当代需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个主张是富有针对性的。一段时间以来，倡导汉字拼音化甚至直接废除汉字的极端声音始终存在，文学与书法赖以生存的载体和环境遭到冲击。事实是，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通过汉语汉字来展示、弘扬、发展中华文化的任务显得尤为重要，文学与书法是最为合适的艺术形式。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新的思想，由此生发出的文学作品也必然保持了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适宜、新鲜、生机和活力。相反，一旦脱离具体情境便显得有所游离、疏远、萎靡和僵化。正是文学这片最为坚实的使用土壤所酿造的迫切现实氛围，滋养了中国书法文化的兴盛不衰。严格说来，历史上流传下来任何的文学名篇都已不适合今天在各种具体场合中的书法艺术表现。一般观点认为，由于计算机输入技术的发达，书法作为艺术的使用领域正在越加缩小。但这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为根本的原因应该归结为，由于当代语言使用环境的改变和学科研究分类的细化，书法文化研究的诸多领域被其他学科瓜分殆尽，书家缺乏主观意愿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根据具体需要撰写、选择恰当的内容，以至于当客观上需要运用书法文化的探索成果来服务于社会时，创作者由于缺少足够的储备特别是文学素养的支撑，于是无法作出敏锐、恰切的应对。最终，多数的书家都在抄录“大江东去”“归去来兮”“宁静致远”或“北国风光”，都在乐此不疲地“啃老”，放弃了必备的文学涵养和思想深度，结果是以汉字书写为表现形式的书法艺术逐渐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只是在凸显书写技能，一味地“炫技”，书法艺术的现实空间眼看着退缩为单纯的展览、比赛、获奖。
    链接
    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是相通的。作家应该读一点画，懂得书法。中国的书法是纯粹抽象的艺术，但绝对是艺术。书法有各种书体，有很多家，这些又是非常具体的，可以感觉的。中国古代文人的字大都是写得很好的。李白的字不一定可靠。杜牧的字写得很好。苏轼、秦观、陆游、范成大的字都写得很好。宋人文人里字写得差一点的只有司马光，不过他写的方方正正的楷书也另有一种味道，不俗气。现代作家不一定要能写好毛笔字，但是要能欣赏书法。我虽不善书，“知书莫若我”，经常看看书法，尤其是行草，对于行文的内在气韵，是很有好处的。
    ——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