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琴高娃讲述“没有上过大学却胜过上大学”的成长历程，于洋回忆周恩来总理如何关怀民族电影，三宝用音乐再现电影《嘎达梅林》《天上草原》的感人片段，金鸡奖得主宁才、娜仁花、艾莉娅、巴德玛等讲述各自的艺术人生和影片背后的故事……日前在呼和浩特举行的第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特别放映的文献纪录片《内蒙古民族电影70年》，浓缩了76部内蒙古民族电影、117位老中青三代电影艺术家的人生精华，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温暖感人的瞬间。
    70年前，民族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诞生在内蒙古，此次回到民族电影的出发地，来到40多个民族聚居的草原青城呼和浩特，数十部少数民族电影集中和观众亲密接触，上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电影人聚集一堂，围绕着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自信和商业价值展开讨论，共同为少数民族电影的未来把脉，浓浓的民族文化风情，给第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带来了别样的色彩。
    内蒙古民族电影的特色和底蕴
    《内蒙古民族电影70年》导演麦丽丝用“吃惊”来形容内蒙古电影的70年：“我们关注内蒙古的民族电影获得过很多金鸡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电影人，我们也该记住内蒙古70年的民族电影发展是老中青三代电影人共同奋斗的结果，这其中包括很多80后、90后从来没有看过的黑白电影。”
    在《内蒙古民族电影70年》里，麦丽丝首次运用高科技全息技术拍摄，以改革开放前的“老电影”与改革开放后荣获国际大奖、国家级大奖的作品为主要内容，展示了“老电影”的许多珍贵镜头和对著名电影艺术家的访谈，彰显了内蒙古民族电影的特色、底蕴和光荣传统。
    从《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到《嘎达梅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电影数量、质量、年均增长率和版权拥有量上，内蒙古民族电影在全国少数民族电影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电影界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被誉为“内蒙古影视军团”的电影创作队伍。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蒙古族导演塞夫、麦丽丝以“马背动作片”构筑的草原民族历史寓言，还是进入21世纪后宁才、哈斯朝鲁、卓·格赫、巴音等对草原民族文化寓言的深沉抒写，都在新中国电影画廊中留下了独具民族风情的画面。
    尽管凭借独特的民族特质和极具风格的视听语言，内蒙古民族电影已经给中国乃至世界影坛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但目前作品总量、投资规模、制作水准和票房收入，却和其他少数民族电影一样不容乐观。
    少数民族电影曾是中国银幕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冰山上的来客》《阿诗玛》《五朵金花》《山间铃响马帮来》《刘三姐》等，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电影曾一度陷入低谷。进入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逐渐从体制变革的阵痛中恢复活力，开始适应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专业化的新形势，哈斯朝鲁的《珠拉的故事》《长调》，张建亚的《极地营救》，陆川的《可可西里》，宁浩的数字电影《绿草地》，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章家瑞的《花腰新娘》《红河》等，都曾是国内外各大电影节上的媒体焦点和获奖大户。
    遗憾的是，一些民族电影被市场冷落。在电影院线商业大片云集的今天，很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被贴上“艺术电影”的标签。
    “汉族剧作家写少数民族题材的故事，缺乏从里到外的血液里的因子，而少数民族剧作家缺少的是汉族作家娴熟的技术和时代的敏感。”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剧本部部长赵晏彪看来，缺少“民族视觉”是导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萎缩的原因之一。
    如何重新唤起观众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热情，让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走进院线，是不少民族电影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通过电影来展示中国丰富的文化蕴藏
    今年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被两部少数民族电影包揽：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塔洛》，讲述了记忆超群的孤独牧羊人塔洛偶遇发廊女后发生的故事，影片以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浓缩出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
    蒙古族青年导演德格娜的《告别》在银幕上呈现了一段看似散乱无章的时光：一个是从小离家沉迷网恋无法自拔、面对未来充满迷茫的女孩，一个是有过北漂经历、被国有电影制片厂的境况弄得束手无策，同时又要面对死亡迷茫的父亲，影片用一种非常隐晦的情感表达方式讲述了这个时代中两代人的故事。
    通过电影来展示中国丰富的文化蕴藏，展示人文关怀的温暖与深切，正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魅力所在。《可可西里》所表现出的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马背上的法庭》对基层司法现状的真实描绘、《剃头匠》对即将失传的手艺和即将逝去的老手艺人的缅怀与热爱、《图雅的婚事》里纠结而又感人的人物情感关系，极大地拓宽了少数民族电影的视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更多民族文化探寻和人性思考的融入，丰富了少数民族电影的主题。
    除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天上草原》《鄂尔多斯风暴》《天边》《公主为奴》《诺日吉玛》《告别》《屋顶上马奶节》《母亲的肖像》等10部蒙古族优秀影片，亮相第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电影展”的，还有《狼兵吼》（壮族）、《红缘》（藏族）、《凡尘净土》（藏族）、《塔克拉玛干的鼓声》（维吾尔族）、《永远的绿盖头》（撒拉族）、《苗山花》（苗族）、《阿婆的槟榔》（黎族）、《寻找雪山》（纳西族）、《云上石头城》（纳西族）、《金珠玛米》（藏族）10部其他少数民族新片。这是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电影展”参展影片数量和民族最多的一年，近20场展映活动及6场映前观众见面会和13场映后观众见面会，少数民族影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热度可见一斑。这些影片在国内外多个电影节上屡获奖项，成为中国近年来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亮点。
    “大量少数民族电影对文化的坚守，对价值观的呈现，都提升了中国电影整体的艺术水平，可以说，中国电影的艺术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民族电影。”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高峰论坛上，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虽然在市场上处于弱势状态，但当前的少数民族电影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创作格局，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并呈现出新发展、新格局。
    在饶曙光看来，当前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已经成为呈现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其所表达的文化诉求以及在表现少数民族精神气质、民族文化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今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给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有质感有温度的好故事，关键看创作者能不能把这些独特的资源转化为电影生产力，“我们有功夫，我们有熊猫，但是我们没有《功夫熊猫》。面对差距，少数民族电影人要增强自己的文化自信，努力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提升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呈现力”。
    少数民族电影在国际传播中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
    历时6年终获公映许可，大胆进行类型化尝试的藏族题材电影《金珠玛米》，结束第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之后准备冲击贺岁档了。在这部影片中，导演杨蕊首次采用民间视角披露70年前西藏解放秘史，惊心动魄的藏地冒险，血脉贲张的高原战斗，爱与恨，杀戮与救赎，让这部充满西部豪情的影片有了和以往少数民族电影全然不同的姿态。
    由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执导、以工业化方式生产的商业大片《战神纪》（原名《铁木真传说》）已经完成拍摄进入后期制作。这部魔幻风格影片投资2.4亿元，由陈伟霆、林允、胡星、倪大红等一线明星担纲主演。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产量每年稳定在50部左右，还有数量可观的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随着数量的增长，质量也在不断提升：《诺日吉玛》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大奖，《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获得了“华表奖”，去年以来，《喜马拉雅·天梯》《冈仁波齐》等影片在院线放映，取得了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让人看到了民族题材电影的商业价值和市场潜力。
    在国内外收获良好口碑的同时，当前民族题材电影存在的问题也显现出来。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传统模式以政府补贴为主，拍摄成本低，无论是视觉效果还是故事情节都难以满足现代观众的需求。随着电影市场的日趋繁荣，这种制约越来越明显。
    “我一直认为，民族电影应当分为三类，它们有不同的追求目标：一是‘精深特’的艺术电影，目标是知性观众和国际电影节，体现民族电影特有的优势和魅力；二是类型化影片，目标是国内市场观众群，赢得相应的票房收入；三是工业方式生产的商业大片，目标是国际市场和影响力，占领中国电影的制高点。”在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高峰论坛上，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影片推介部部长牛颂说。
    “《战神纪》的出现，表明民族电影朝着类型化、工业化前进了一大步。”连续担任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主席，牛颂深深感受到民族电影领域的变化：有了用工业方式生产的商业大片，有了在国内电影院线过亿元票房的电影，有了更多在国际电影节获奖和展映的影片。牛颂说，少数民族电影在国际传播中起着非常独特和积极的作用，这几年，很多国外电影节都设置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单元，国外影人到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选片，10部里有八九部都是少数民族电影，此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电影展”的20部少数民族电影中有十几部在国外获过奖。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在国际上如此受到青睐，在赵晏彪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的差异性，因此民族电影创作首先不要强调是哪个民族，而是要强调故事的精彩、艺术的精到和电影语言的规范，“少数民族电影的类型化不能流于表面化、雷同化，不是穿上少数民族服装，说几句母语，骑着马，拿着弓箭就是少数民族电影了，这是一种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