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是她那代作家中最早有意识告别“80后”标签的 本人供图
    
    1982年生人。《陶之陨》《黑猫不睡》等作品在《萌芽》杂志发表，引起巨大反响。已出版小说作品：《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红鞋》《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昼若夜房间》《月圆之夜及其他》《茧》。主编主题书《鲤》系列等。
    
    张悦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悦然凭借长篇小说《茧》，获得了“2016年度作家”称号。
    有媒体评价称，张悦然通过《茧》，跳出了以往“青春文学”只注重个体内心的窠臼，笔触延展到祖辈、父辈的恩怨纠葛，使作品增加了对历史反思追问的厚度，令读者耳目一新。“作者既有温婉细腻刻画细节的文字功夫，又有广阔纵深的视野延展，堪称新一代作家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张悦然也有着“去青春化”的写作体会，“写作的过程像一场漫长的修行，去除了身上一些年少轻狂、急于证明自己的虚荣和浮躁。我渐渐脱离了世俗化向心力的束缚，被抛掷到更自由广阔的空间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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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小说耗去了张悦然七年心血。《茧》一经发表，便迅速占据各大网店销售榜前列。“在写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它会得到什么回应。这本书写得很久，到了后来，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外部世界施加的压力，听不到喧闹的声音。我感觉我完全沉入了写作的内部，失去了时间感和世俗心。或许也是这个原因，我才会写了那么久。但是我很高兴能有那种体验。特别是在二十岁末尾，心态最浮躁的年纪。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已经收获了很多，至于它出版以后所得到的回应，那是额外的恩惠，不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故事是从我父亲那偷来的”。据张悦然“交代”，父亲年轻时是个在中文系读书的文学青年，1978年他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钉子》。故事来自他童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父亲童年时住在医院的大院里，隔壁楼里有一个他很熟悉的医生叔叔，被人往脑袋里敲进一个钉子变成了植物人。这个植物人后来就一直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但是凶手是谁，始终不知道。”
    父亲很久以前就给张悦然讲过这个故事。一天一天过去，她渐渐地发现这个故事来到了心里。
    与读者见面的这部小说采用了双声部的叙事结构，通过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各自的讲述，为读者讲述了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恩怨。
    谈及写作动机，张悦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对父辈的历史产生兴趣。“《茧》写了七年，这七年其实也是我对父辈历史的理解不断加深的过程。”
    这部作品，让张悦然跳脱了“青春文学”的范畴。她自评时说：“这是我的一次转变，它就好比写书法，原来用的是特别细的笔，当我要写另一种字体，就必须换一支粗笔，换笔的过程特别痛苦。”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也夸赞了这位80后女作家的转型成熟之作，“《茧》的写作颇具难度，它回应着当代文学的一系列基本主题，以强劲庄严的力量展开个人的史诗。在精神匮乏的普遍写作状态中，张悦然探索和建构一种精神叙事的努力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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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得知张悦然，缘于2001年她获得了“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随后相继出版《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作品。24岁，她已是三部长篇的作者，荣登“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
    提及年少成名，张悦然认为，那种对80后的广泛关注，主要是把他们当作是一个文学现象，而不是一个个作家的个体。“在那种广泛关注下，很可能迷失自我，看不清自身处境和困难。有人可以驾驭盛名，有人却被盛名压毁。”
    当年声名鹊起的还有韩寒和郭敬明。他们仨则被称作“青春文学的三驾马车”。面对投身电影跨入商界逐步走散的小伙伴，张悦然并不觉得奇怪，“很多人并没有准备好以一生为计量去写作”。
    张悦然选择了坚守，“因为我喜欢写作，因此我的职业就是写作。”她觉得这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对我来说，坚持是毫无困难的，放弃才是困难的，确切地说，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在去年八月的上海书展上，韩寒表达了对张悦然坚守的欣赏并自惭形秽。
    对于如今的青春文学，张悦然曾描述为“充满励志和鸡汤，缺少冲破束缚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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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除了打磨这部长篇小说，张悦然还在做着其他跟文学相关的事情，比如写短篇，主办杂志《鲤》。
    2012年她出人意料地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书，主讲“短篇小说鉴赏”。她坦言，此举主要是为了培养阅读土壤，“青春文学的商业浪潮过去后，留下了贫瘠的阅读土壤，如果我这样坚持下去，阅读土壤会不会好一些？”
    每周，张悦然都要备课、上课，显得忙碌。“因为我不想上课的时候给学生反复讲同样的内容，所以备课的任务就比较繁重。”张悦然坦言，最初来到大学教书，当作家自由惯了的自己并不能适应对时间要求这么严格的工作，“学校对老师上课要求很准时，晚个三五分钟可能就是教学事故了。所以对之前是职业作家的我来说，是有一点压力的。感觉自己特别不像一个老师，而是学生，因为每次快上课的时候，我可能还在学校附近咖啡馆改ppt，就像急着交作业的学生一样。不过，这几年已经比较适应了。”
    她认为，编辑、教师这些职业经历都是十分宝贵的经验，“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写作也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我并没有另外一扇窗户去了解世界。这也许会造成我脱离真实的生活，永远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记录着，对生活的参与感有时是不够的。”张悦然说，教书使自己成长，“你要跟学生交流，当你备课时也会将很多零碎的思想梳理起来，这个过程对我帮助很大”。
    拥有老师身份的张悦然，依然将最多的时间交予了写作，其次是读书。由于教学涉及小说鉴赏，因此备课的过程，其实也需要对一些书进行细读。“感觉随时都在工作状态中，每天算上看书在内，工作中和文学相关的时间至少在八小时以上。”
    如今学校放了寒假，张悦然不用像“赶作业”一样备课了，“寒假总是愉快的，因为不用上课。但是又会觉得春节冗长，非常消磨意志。”
    对话
    青春需要反叛精神
    读品：读书、写作、备课、教学时间是如何分配的？
    张悦然：写作占据最多的时间。其次是读书。因为教的课都是小说鉴赏类的，其实备课的过程，主要也是去细读一些书。
    读品：您在采访时谈及“如今的青春文学，充满了励志和鸡汤，缺少冲破束缚的对抗”，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您是否比较担忧这一文学现状？
    张悦然：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需要励志和鸡汤类型的文学，也许是生活压力大，社会竞争严酷的原因吧，内心需要安抚。但是我总觉得，青春最重要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反叛精神。在青春当中，我们感觉到的不是舒适自由，而是很多局限和束缚。各种既定规则和个人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所以青春的文学表达里，应该有很多反叛和对抗的东西。如果青春的时候，都不曾反叛和对抗过，人生恐怕失去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读品：平时应酬多吗？对应酬您是比较排斥，还是像某些作家一样比较欢迎，认为从吃饭谈话中可以获取创作灵感？
    张悦然：和有趣的人交谈，会有很多收获。但是应酬本身是一种消耗，所以我参加得很少。而且，我觉得写作的气息很重要，常年浸没在应酬里，可能会给写作的气息带来一些影响。有时候你读一个小说，就能感觉到作者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但我可能更希望小说里有种疏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