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先生的百年诞辰，作为从小听着“当嘀咯当”长大的山东人，自然有着特殊的情感渊源。我虽从事曲艺40余载，但与高元钧先生的直面之缘屈指可数。平心而论，原本有更多与他见面、讨教的机会，之所以未能实现，皆因为当初对他的“敬畏感”没有现在这般强烈。唯有对曲艺艺术有了信仰般的忠诚、热爱，才会对大师的人格与艺术高山仰止。好在情缘继续，高元钧故去多年之后，我与他的儿子高洪胜成了好友。我曾问他，老人家留给你记忆最深的是哪些？他若有所思后回答，是父亲的一句话：“见高人不能擦肩而过，要学会登门求教……”听这话心生惭愧，愈发遗憾自己与大师的一次次失之交臂。还好，我渐渐“品”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 ：不放过与高人相遇的机会，且还要主动登门求教，目的不就是永无止境地向“高”攀登么。
    如今大凡说到高元钧对山东快书的贡献，人们习惯提及他为山东快书去掉低俗内容的“净口” ，还有1949年在上海灌制唱片时为山东快书的命名，即让原来艺人养家糊口、街头撂地的“玩意儿”“说武老二” ，最终有了一个被社会认可的“名分” ——山东快书。对这些，本人并无异议。高元钧能够将一个流行于山东一带的地方曲种推向全国，与他开放的文化视野有极大关系，而他的“文化视野”来自于在“一横一纵”两条路径上的“不停止地行走” ：横为广阔的地域，纵是深入的人脉。德国俗谚说：“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 ”高元钧的远行，让他自己也成了“故事” 。不妨摘录一段曲艺学者江山月先生记录高元钧的一段文字：“七岁即随兄流落江湖卖唱，十一岁时开始说唱‘武老二’ 。十四岁在南京怡和堂露天杂耍园子正式拜民间‘说武老二的’名艺人戚永立为师，习艺三年，出师后即在南京夫子庙、下关等一带独立撂地演出。一九三六年后则又辗转于镇江、蚌埠、徐州、芜湖、上海、青岛、潍县、济宁、济南、泰安等地卖艺，并到徐州在恩师门下深造，技艺大进。一九四六年复至南京献艺，曾参加了由进步人士组织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演出大会。翌年，又应邀赴沪，参加了由郭沫若、洪深、田汉等左翼作家举办的‘纪念五·四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演出活动，所演扬善除恶节目《武松赶会》及《鲁达除霸》等，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这段文字，让我了解到高元钧先随名师戚永立三年学艺，之后走向演出实践，再之后重回师父身边深造，最终技艺大进的“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成才过程。此外，对他的“见高人不能擦肩而过，要学会登门求教……”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首先，高元钧的文化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登攀过城市的楼堂庙宇，也曾漫步于农村的场院土山；其次，高元钧的文化来自于他在不停行走中，对“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等的“见多识广” ，既有社会名流热心的指点，也不乏大众百姓赐予的智慧。记忆里有句话耐人寻味，井底的青蛙和湖里的青蛙跟你说天有多大的时候，答案绝对不是一样的。由此想说，因为高元钧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城市与乡村，他的山东快书才有了雅俗共赏的品格，他的表演才丰富了视觉审美，形成了“快书戏做”的特点，并且走遍神州处处有知音。换言之，因为他具备极其强烈、主动的学习力，他的“口风”与“台风”才“既‘居高临下’还‘平等待人’ ” ，从而保持了艺术青春不老，凝聚了广泛人气。
    因为与高元钧的高足孙镇业交往很深，所以私下里与他有过这样的对话：“究竟与师父的艺术相差多远？ ”“不可同日而语。 ”“最大差距在哪里？ ”“我们师兄弟大多得过师父真传，其表演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论其幽默感谁都超不过他……幽默仅靠勤学苦练永远得不到。 ”无疑，孙镇业先生这番对“师父与幽默”的认识，源自他对山东快书艺术长期、深入的思考。的确，许多舞台上的技艺、绝活，经过艰苦、严格训练皆可以“复制”或再现，而唯独幽默如“水” ，是一种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水到渠成” 。因此，幽默才被称之为“文化的过剩” 。
    有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何比高元钧学历高许多的我辈，却在文化上输给了他呢？在我反复品味“见高人不能擦肩而过，要学会登门求教……”后顿悟：对比我等，高元钧的学问并非来自书本、网络等教育或媒体，而是源自于真实生活的第一线，于是它便有了第一手的价值。正因为他的学问多是从事实出发，是与时代同行中的发现、思考、悟识，所以便具备了不脱离实际、鲜活、知行合一的品质，即它来自于生活，又反哺于生活；来自于民间，又反哺于民间；来自于军人，又反哺于军人……
    在高元钧身上，人格、能耐与山东快书是一个“整体” 。听著名曲艺作家、表演艺术家李鸿民先生讲过一则轶事：当年他随师父高元钧去戏剧艺术家杜彭家走访，几杯茶饮过，杜彭先生让家人抱出刚刚出生几月的孙女拜见高爷爷。高元钧与杜彭二人私交甚密，非要给个“红包”以示贺喜，杜彭不允，却执拗不过高元钧的一片诚心……只是后来的局面有些尴尬，却原来高元钧出门匆忙忘带钱包，翻遍所有口袋，空空如也。就在大家愣神儿功夫，就见高老先生往怀里一摸喊了一声“有了” 。说话间他将鸳鸯板掏了出来：“小孙女儿，对不起，红包爷爷给你随后补上，今天爷爷先给你一个人唱段山东快书。 ”于是，这位杜彭先生为其取乳名为“笑笑”的孙女，在奶奶的怀里聆听到了一段中国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以她为主题的演唱，那时的她出生不足百日。听这段故事的时候，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不光是为大师出人意料的“义举”所感动，更为身无分文的高元钧与鸳鸯板形影不离生发出无限感慨。我想到了艺谚里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想到了蒲松龄说过的“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 ；当然，我也想到了培根的话“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华丽” ，想到了雨果的名言“善是精神世界的太阳” ……
    高元钧为一个人演唱并非罕见。南京军区的作家陈亦兵曾亲口对我说过：“想想很幸福啊，高大师当年为我一个人站着演，而让我坐着看，他先演了一段我创作的《打坦克》 ，非让我提意见，之后又演出了一段《金妈妈看家》 ……他给我这个晚辈一个人演也一板一眼、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唉，大师就是大师，可惜没了……”当时他与我都激动，我便没顾得上问他，“没了”是说高元钧还是一种泛指。在我的眼里，今天一些自诩为大师的人，似乎不具备高元钧这样的修为。据高洪胜说，他父亲对山东快书的研究及其“见高人不能擦肩而过，要学会登门求教……” ，都是货真价实的“君子之学” ，即“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君子之学是为了自己人格、艺术的升华、提高去学去做，而不是作秀给别人看。
    很荣幸，一次学术交流活动的空闲，我听过高元钧的相声，是他一人连捧带逗表演的全本《八扇屏》 。尽管舞台是他下榻的客房，高老像个打坐的禅师在床上盘腿而坐，只听得一段段的“贯口” ，像清泉流水一般“哗哗啦啦”地从他嘴里流出，令我等大饱耳福，不住拍手称快，连声喊好。这件事给了我很大“教育” ，过去只知道高元钧相声也有师承，但却不曾想到它竟有如此境界。它让我想到了苏轼的名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由此它才会带给受众“以一当十”的美感与享受。之所以用“受到教育”来描述我的感觉，是因为当时是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正逢信息爆炸的时代，即使很多人“在一片森林里迷失” ，似乎已经没有人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就是在那样的一段时间，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稳如泰山，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地盘”上“逗你玩儿” ……
    很喜欢一位戏剧家说过的话：“世界在变，政治在变，剧场在变。然而总有一些人不变，总有一些事情不变，总有一些情感的根源不变。有时，不变是可恼的。有时，不变是可耻的。也有时，不变是可爱的。 ”我也曾写过一段学习高元钧等艺术大师的心得微信，名字叫《不变与永恒……》 ：也许，今天的“耻辱”曾是昨天的光荣，这样的真相已被历史反复证明……它让我懂得，人与艺术的价值并不在于“识时务”的变化而在于对信念的坚守——即，我用我之不变，追求我之永恒……
    高元钧不但重视与前辈、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的交流与聆听，也始终保持着向晚辈讨教、学习的热情。他的这份开明绝不是文艺界所有前辈都能够做得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高元钧能够快快乐乐在山东快书艺术的路上走完一生，他与徒弟们的情感是其重要的依托与力量，他们皆以彼此为“价值”与“骄傲” 。因工作缘故，我接触过他大部分的弟子，他们从心底对师父敬仰有加；而我从高洪胜嘴里听到的却多是他对父亲弟子的称赞：“他们中不少都是博雅型、学者气质的，上台能演出、台下会创作、研讨有理论，父亲生前没有刻意地规划、设计，包括他创造的艺术流派也是一种自然形成……”
    我相信，高元钧倘若活着，他当初的执著会被一些人看成陈腐、保守，甚至会遭到一些人的讥讽、耻笑。也许有人还会给他支招，甚至为他找来“名导” ，让许多美女模特扮成表演的背景等等。只是，我更相信大师的回报顶多是一笑了之，因为他很早就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传达了审美理想：屁股决定脑袋。只有不忘初心，身子坚定不移地坐在人民的位置上，你便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你便能走出狭隘的小我；你的艺术便能精益求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你便称得上是“人民说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