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用来充饥的皮鼓
    红军穿烂的草鞋、缝纫工人为红军缝制衣服用的尺子、村民欢迎红军用过的鼓、红军长征途中的木板标语……和我们想到长征时脑海中浮现的枪林弹雨、前赴后继的场面不大相同， 9月22日至10月30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免费开放的“信念·精神·传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的展示内容十分贴近百姓生活，甚至有一丝“唠家常”的气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红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装备，行军休息时做什么，都能在展览中找到最直观的答案。
    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丰富的文物资源基础，展品类型涉及战斗武器、布告、漫画、地图、歌曲诗篇、学习课本、烈士手稿、红军家信、生活用品等以及馆藏美术作品共计312件，分为“战争史诗”“鱼水深情”“峥嵘岁月”“长征记录”“丰碑永存”“长征画卷” 6个部分。其中汇聚了大量的馆藏一级文物精品，包括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时戴过的红军八角帽、周恩来长征时用过的望远镜、朱德为宣传民族政策签署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陈毅修改的《游击战争纪实》手稿、贺龙给归化寺喇嘛夏拿古瓦的委任令、红军在甘南写的“回番汉民族一律平等”木板标语、张子意写的长征日记、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红军识字课本》 、斯诺在陕北采访时用的摄影机、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 《清贫》等文章手稿、刘志丹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时使用的马鞍、林伯渠在长征时用的马灯，等等。这些文物，见证了红军是如何在艰难跋涉、险象环生的远征中，传播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锻造出伟大的长征精神。
    展览中，一盏不起眼的油灯见证了曾经军民一家亲的深厚情谊。1934年12月，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的一支部队占领黎平后，为驱逐城外的黔敌，红军请来了熟悉当地地形的黎平县农民高树清为部队做向导。带路任务完成后，高树清又碰到另一支红军队伍，他主动为他们带路，走到目的地后天已渐暗，红军怕路黑危险，就将这盏手提风雨灯送给他。然而，在回家的路上，高树清又数次遇到红军队伍，每次都主动帮助带路。红军战士看到天色已晚，怕他太辛苦，又怕他无法进城回家，执意不肯再让他带路，他这才返回家中。高树清把这盏手提风雨灯当作珍贵的礼物保存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他一直舍不得用这盏灯，连油壶里边的灯芯都是红军送给他的时候装在里边的。正是人民群众对红军这种掏心窝的信任与拥护，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刘志丹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时使用的马鞍和马镫
    红军行军使用的日常用品、衣物、携带的钱币、粮票、红军医院的医疗设备等物品让很多观众发出了“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的感慨。且不说红军过雪山时穿的薄若风衣的棉袄，光是胳膊、腋下、胸前的那几个大洞，就难以抵挡严寒。一个背着书包的中学生看了以后，直呼： “天呐，穿这个过雪山冻死了！ ”还有一面破皮鼓也很引人注意，皮鼓的鼓面上写着“四川省马尔康卓克基” 9个字，红色，清晰可辨。卓克基，藏语意为“至高圣洁”之地，是当时西康省的一个藏族聚居区。在皮质鼓面上有一块明显的缺损，是因为红军长征过草地时，食物匮乏，便将皮鼓面割下一块吃掉充饥了。在那种缺医少药、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红军顽强地克服了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最终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若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长征队伍里还有一群特殊分子，他们就是被大伙儿称为“红小鬼”的、一群9到17岁的少年战士。他们虽然年纪小，却跟成年人一样，以难以想象的成熟和坚定，走完了长征路。展厅里有不少“红小鬼”的照片和生活用品，看着照片中他们带着稚气的笑脸，很难想象他们瘦小的身体下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展厅中的一件“红小鬼”的布币记录了一段母子情深的故事： 12岁的“红小鬼”杨世才离家长征前为其母留下了一件布币，作为前来看望他的母亲返乡的路费。但是母亲一直将布币当作纪念品，舍不得花。到1950年四川解放，杨世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家人，却因年幼离家，忘记了家乡名字，后来辗转得知自己来自四川内江楠木寺村。当他离家15年后再见母亲时，母亲将布币递给失散多年的儿子，说：“现在有了你，我用不着它了，你就把它作为参加红军的纪念吧！ ”
    红军长征不仅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更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展览选取长征时期的歌曲诗篇、学习课本、漫画、红军家信等，展现红军指战员行军作战、工作休息时的所见所闻。此外，还专门搜集了长征期间和长征结束后，出版的有关长征的报刊、长征故事，外国人介绍长征的书籍等。
    
    红军途经贵州黎平时送给向导的手提风雨灯
    “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部，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 ”这是红军战士熊启文在医务所里写给家人的一封家书。信中除了表达了对家人的挂念之情，还汇报了身体情况，在经历川陕苏区的反“六路围攻” 、广（元）昭（化）战斗之后，熊启文在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他说：“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讨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 ”
    第一军团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第184期详细报道了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的经过。“坚” ，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代号。“牲”即为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代号。在通讯《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中，详细描述了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的经过。文章这样评价红一团勇猛奔袭、奋勇强渡的英雄气概：“他们自接受任务以来，非常坚决、不怕一切疲劳，不辞任何艰苦，以最迅速秘密的动作，用空前的勇猛精神，光荣的强渡过了天险的大渡河，完成了上级给他们的光荣战斗任务，他们这种坚决勇猛迅速的精神为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灿烂的一页。 ”
    究竟是什么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坚持不懈，视死如归？为什么人民群众称红军是“天底下最好的军队” ，是“仁义之师” ，待他们胜似亲人，不惜为了保护他们而流血牺牲？为什么长征在过去的80年间，不断被人们研究、怀念，吸引了无数人重走长征路，体味长征的艰辛，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力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表示：“这一切，都来源于在漫漫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炼就的长征精神。这场惊心动魄的长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行军条件之艰苦，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战斗之频繁，为人类战争史上所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