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他的嘴脸。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一个新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球，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
    哦，这人挺记仇。
    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切。
    一进门，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化妆师熟练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块布：“来，把头发剪了。”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像只小秃鸭子。“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
    男同事们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去，给我们倒杯水，主持人，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们。”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
    他们跟我开玩笑：“柴静，司长大还是局长大？”
    我真不知道。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练练她。”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严肃地看了看我：“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
    这个……
    我倒真敢写，洋洋洒洒。
    写完给他，他真是特别善良，看了一眼，连叹气都没叹，诚恳地说：“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好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同事帮忙剪片子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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