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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笔下的张大飞英姿飒飒，亲爱精诚，应该是《巨流河》里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影，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厘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最洁净的情操。我们今天的抗战想象早已被《色·戒》这类故事所垄断。当学者文人口沫横飞的分析又分析张爱玲式的复杂情事，张大飞这样的生，这样的死，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面对逝者，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 上个世纪末，75岁的齐邦媛先生访问南京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千百牺牲者中找到张大飞的名字。55年的谜底揭开，尘归尘，土归土，历史在这里的启示非关英雄，更无关男女。俱往矣——诚如邦媛先生所说，张大飞的一生短暂如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如此而已，却是“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那般灿烂洁净”。 朱光潜先生（1897-1986）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也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举出一种敬谨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1935年鲁迅为文攻击朱对文学“静穆”的观点，一时沸沸扬扬。的确，在充满“呐喊”和“彷徨”的时代谈美、谈静穆，宁非不识时务？ 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导雪莱、济慈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某日朱在讲华滋华斯的长诗之际，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潜的眼泪，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这是种矜持的态度了。朱的美学其实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与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50年代当他的女弟子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时，他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 钱穆先生（1895~1990）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一高潮。两人初识时齐任职国立编译馆，钱已隐居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此又一例。但钱穆不为所动。此无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唯“诚明”而已。 此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心境反而越发澄澈。然而大陆经过“文革”摧残殆尽，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予的忧愁。有16年，齐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阶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然后1990年在“立法委员”陈水扁的鼓噪、“总统”李登辉的坐视下，钱被迫迁出素书楼，两个月之后去世。 钱穆的《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但国家机器所操作的历史何尝顾及于此？是在个人的记录里，出于对典型在宿昔的温情与敬意，历史的意义才浮现出来。20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于钱先生最深之处。 （本文摘自王德威为《巨流河》所作序言，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