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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新证》于1953之秋出版以后，海内的反响，由友好人士的传达，我得以略知一二，至于海外情况如何，我是无从得知。就连有人写信给胡先生想挑拨先生的情绪，胡先生不但不介意反而说出了一篇赞我的奖饰之词，这也是2005年以后才辗转听到的，我哪里能够想象胡先生在那么早就做出那些批语。而到如今，若无宋先生，我仍是孤陋寡闻，人家也难以相信吧！这么说来，我之感谢宋先生岂是通常一般的心意可比。 胡先生降世于1891年，长于我者27岁之多。新文化运动时他是重要人物之一，而我则是次年才投胎入世的，到胡先生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时，我年方三岁。我是出身于村镇家庭的孩童，家无藏书，少年失学，遭逢乱世……不拘从哪一方面来说，并没有和胡先生对话论学的资格，后来在通信往还中也曾因为“白话文”的问题，我用不够客气的语言唐突冒犯了他，他也并不介意，依然不曾以为我是一个不可教的孺子；直到他看了我那本《红楼梦新证》，里面又有几处不够恭敬的词句(我的手稿中不是这样的)，再到批俞批胡运动时，他又读到了我的署名“批胡”的文字(尽管此文也曾经过别人的“加工”)，他都能高瞻远瞩，不肯脱离学术讨论和历史因素而计较芥蒂于怀。从这些方面来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仁人君子，治学大师。如今宋先生给我的这些材料一方面引起我感念的心情，一方面又重新获得了新的教益和启示，例如，他对每一个细节微点都不肯放过，其认真严谨的态度，使人凛然发生自律而敬服之心；又如，他肯于改正自己过去的见解，明白指出：“我错了。巡盐御史不是盐运使。适之”(381页)。还有一例：胡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第438页上，我引裕瑞《枣窗闲笔》中批评高鹗续书的一些论点加以圈点，共有七处之多，还有几句总括的话说：“裕瑞原文似尚有一节指出‘我们’‘喒们’的区别，高鹗本多误。若我记忆不误，此真是了不得的见地。适之”。至此，不论胡先生此处所指有何曲折层次，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明确的，就是他已承认裕瑞对高鹗续书的指责，认为其见解是了不起的。若我对胡先生的这段批语理解不误的话，那么此时他对一百二十回假全本的看法已和1948年我和他对程乙本的评价有所争执之时，他的看法已然有所改变了。这个问题若细论起来，就不止是一本小说和原书、续书这样简单的问题，实际上那是牵涉到中华传统文化、文学理论等根本问题的事情了。这篇短序并非讨论这种重大问题的场合，只能点到为止，若有机缘再当详论。然而，仍有一点还想说明，就是胡先生对原书、续书的巨大区别已然明确承认，我和他早年的争执似乎双方还没有相互理解，今日看来，或许那时我对适之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理解的太浮浅了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