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经验下的生态思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53 文艺报 刘 军 参加讨论
关键词：王小忠 《黄河源笔记》 在我的视野中，使用汉语写作散文的藏族青年作家，甘南的王小忠是较为突出的一位。综观王小忠的散文创作，游牧生活、自然环境的粗粝以及压迫感、荒凉与寂寞、变动不居的现实场景，构成了其笔下文学景观的主要内容。法国文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提出“时代、种族、环境”说，将它们视为决定文学发展的三大要素，并由此引发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争鸣。经过20世纪西方现代文论的冲击，“三要素说”已然式微，然而其社会学的解析方法并不意味着完全失效。在王小忠的散文作品里，时代、民族、环境三个要素皆鲜明地矗立。 读完王小忠的散文集《黄河源笔记》，我特意通过搜索引擎观摩了甘南州的多种地图，也观看了多家电视台关于黄河源头探秘的记录片。甘南对于内地而言，无疑是远方之所在。在很多人的想象里，这里有雪山、草原、黄河源头的九曲十八弯，有湿地、自由的禽类以及美丽的油菜花。如果以切身体验的方式进入的话，这里则是另外一个世界，苦寒之地、交通原始、土地沙化、严重缺水，呼吸与食物摄取皆如此沉重。如同“残酷的诗意”的命题一般，甘南乃残酷与诗意并行的世界。作家王小忠生于斯长于斯，对此感受尤深。因此，面对如此独特的地域经验，就散文写作而言，作家大体上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为提纯式的写法，将个人的温情与地域的诗性相结合，写出甘南的“远方”意味；另一种则是直面现实的伤口，探究内在的肌理和纹路，借此找寻“更多人能够抵达美好”的可能性。很显然，王小忠在这本书里选择了后者，选择了一种记录的方式，去表达自我的现实关切。 童年经验和地域生活构成了文学叙述的内在动力机制，小说家从这两者出发，最终想把握的是某种整体性，而对于散文作者而言，这两者从不会消失，总是以碎片的形式嵌入到不同时期的创作之中。即使遭遇某种层次上的整体性，其叙述的重心也不在整体，而是分解开来的片段。简单归纳的话，《黄河源笔记》写的是玛曲县黄河源头的林林总总，而在具体篇章的主题指向上，却小径分岔。这部集子由8篇文章组成，除了《黄河源笔记》这一篇之外，作家的行走和探查主要集中在玛曲县，具体落点则是玛曲县不同的乡。高原上的行走，如果以内地经验为尺度的话，必然陷入错讹，比如两个乡之间距离不过几十公里，然而可能横亘着三四座海拔超过4500米的雪山，或者横亘着难以翻越的沼泽。作家呈现了诸多这样的细节，比如《黄河源笔记》一文中写道，走进阿尼玛卿雪山时，在可望而及的地方，因为缺氧和身体状况却不得不终止行动。比如小旅馆中的寒夜之冷和彻夜难眠，比如渡黄河时的危险和内心的祈念，还有大雪封山之后动物濒死前的绝望，以及饥渴的牦牛急速撞向冰层以获得水源。诸如此类，无不验证了高原生活的奇绝和残酷。 毋庸置疑，在系列的探访中，作家更关注的则是当下的现实，一方面是黄河源头附近的生态现实，其中最突出的则是草原的沙化问题。过度放牧、地下水位下沉、旱獭与老鼠的啃食，促成了触目惊心的草原沙化现象。《早春的阿万仓》写到了草原地下水资源严重缺失的现实，一个专业的打井队，在阿万仓草原上打井一个月而无所得。生存现实与生态恶化构成了阴霾中的两座大山，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之上。《日出曼日玛》中，曼日玛作为草原的核心湿地，却接连遭遇沙尘暴的覆盖。在其他章节中，作家多次使用了“黑”这个颜色用语来形容目之所及。草原为什么变黑？直接原因就是腐殖层变得稀薄，无法涵养更多的草类，因此裸露于地面。美国生态文学作家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土地伦理”的准则。从地质、气候演化的历史来看，百年光阴不过是弹指之间，可以忽略不计的，而高原草场之所以遭遇了如此严峻的现实，除了自身的脆弱之外，人为的因素无疑成为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致富”的念头开始根植于牧民的心上，然后不断扩大牲畜的数量，而草原的承载能力到达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崩塌。所谓土地伦理，就是基于敬畏的基础，人类对自身限度的自觉认识。除了在行走与记录中灌注生态思考之外，《黄河源笔记》还触及到现代性对牧民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的层面众多。有藏传佛教用品的商业化现象，如《佛珠的故事》中的沿河街；有《遥远的香巴拉》中旅游开发名目下的财富欲望。生态恶化和现代性的渗透，对于高原牧区而言，皆是沉重的、涉及生存根本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非作家之天职，能够不虚美，真实记录，已属难得。在作家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明亮的人和事，比如那位不改初心的乡村教师，还有对我耳语的虔诚的拜山老者，以及做技能培训的索南木，他们皆能做到知往而鉴来，如雪山一般，与这片卓绝的大地长相厮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