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北京历代帝王庙
活动：文洁若与萧乾的岁月文章——萧乾《文章皆岁月》新书分享会
主持人：刘菲
在“文洁若与萧乾的岁月文章——萧乾《文章皆岁月》新书分享会”上，近两个小时的活动，著名翻译家、89岁高龄的文洁若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她回忆萧乾的故事，讲她和萧乾因读书结缘的爱情，讲她和萧乾人生的悲欢起伏，讲她眼中萧乾的不凡与平凡。谈及萧乾，文洁若说，她一生的成就就是翻译图书和保护萧乾。
《文章皆岁月》为萧乾晚年所做的散杂文随笔集，重庆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全书篇目由文洁若亲自审定，文洁若说：“这本书是萧乾晚年的心灵之旅。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把自己人生的遭遇，把他历尽沧桑后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一五一十，不加粉饰，和盘道出，其坦诚、率真甚至超出我对他的认知。有些心灵的剖白，我一度担心发表出来会给他带来争议。事实上，因有些文章过于坦白引发的对他的误解至今也还存在，但我为他的勇气和担当自豪。”
(一)
和萧乾先生年龄相差17岁 觉得年龄无所谓
主持人：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先生，我们想请文老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她和萧乾先生走过的岁月，他们一生当中和书的故事。文老是萧乾先生的夫人，两人因读书结缘，他们的生活中从未离开过书，因为读书两人认识，他们一起做书、出版书、翻译书、写书。今年文老师已经89岁高龄了，她仍然每天读书、写字翻译。最新出版的这本萧乾先生晚年的散文集《文章皆岁月》，就是文老亲自审定的。我们都知道萧乾先生比您大17岁，您能给我们讲讲您和萧乾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吗？
文洁若：我知道他调到社里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可是他当时好像在家写东西，所以没在社里上班，我就和同办公室的人说等他来了我去看看他。那个时候我在二楼他在一楼，我就经常去请教他翻译的问题。对于一些翻译，我也提了很多意见，很多意见是对的，但是我要改的话没有他那么高明，因为他的中文水平比较高。
他在剑桥的时候还念两年硕士呢，已经快要毕业了，当时《大公报》的人来剑桥访问，劝他放弃学位，参加二战，说二战就这一次，等战争胜利了，再读书也来得及，所以他就参加二战去了，成为《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他差一点拿到硕士文凭，但是最后也没有回去念。他的英文是很不简单的，记者必须听到什么马上就写下来，要非常迅速地把看到的东西写下来，然后再打电报，在国内发表，来不及打草稿。
主持人：您和萧乾先生的爱情从借书和还书开始，萧乾先生比您大17岁，当时有没有反对的声音？
文洁若：我觉得年龄无所谓，同龄的那些男同学我都觉得比较幼稚，因为我的英文比他们好一些。
英若诚的英文比我好，他比较调皮，他的老师在敌伪时期有点问题，英若诚就用弹弓把老师脑袋打了，老师就找他父亲，当时他父亲是系主任，还是教务处的老师，看到自己儿子在学校捣乱，气得老师都要辞职，就把他送天津去了。这一下因祸得福了，他在天津汇文中学念了五六年，所以他英文确实非常好。
(二)
用英文和萧乾说“要活得比他们长”
主持人：您和萧乾先生是1954年结婚。您的婚姻生活大致分成三段，1954-1957年是最幸福的时光，在这幸福的三年里，书在您的生活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文洁若：那个时候啊，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没有做翻译，就是校对，分到苏联东欧组去了，有好多作品是从英文转译。那个时候我老加班，下班也不走，经常干到晚上10点。
主持人：刚结婚的这三年里，您也没因为结婚把工作放下，每天还要工作到很晚。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认识里来说，那个年代生活非常困难，您有稿费是不是还好一些？
文洁若：三年困难时期我都没觉得困难。敌伪时期我父亲失业，那个时候才是真的困难。
主持人：从1957年开始，一些运动就开始了，这个时候您和萧乾先生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文洁若：我那个时候凭着业务三次拯救了这个家。1956年，萧乾是活动最多的一年。那年写了《草原集锦》等一系列文章。快到年底的时候，11月左右，张光年把萧乾调到《文艺报》去了，后来还想把我也调去，但是我们社长说我是社里的业务骨干不能放，亏得没放，到了1957年反右，1958年1月我就下放了，去80个人，只有40人回来，其他人都调到外地去了，可是我当时想只要我们的作者在，我就一定能回来。后来果然，我不但回来了，还开始抓日文，从1958年开始。当时我母亲也没有工作，三姐在治疗腿，还有两个孩子，我要是留在外地就糟糕了。在北京呢，我可以搞翻译，翻译还真是挣不少。当时的速度啊，我自己都很惊讶。有一个书叫《永远的日子》，就是写反抗美帝什么的，3万字，我在业余时间就赶出来了，而且一字不改就登出来了。我现在的效率就很低了，每天干两三个小时。我现在发现只要我工作太累，就容易骨折。
主持人：第一次您是调工作没调，因祸得福反而救了这个家，那还有两次呢？
文洁若：刚才说的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右派的问题。当时很怪，文学出版社必须出5个右派，很多人都成了右派，就用不着打我的算盘了。假如我调入《文艺报》，《文艺报》凑不出那么多人来，准把我加上。我没去啊，社长没放我。这是第一次，我逃避了当右派的机会。第二次就是我能调回北京来。第三次是在1973年，一批干校的人开始往回调，费尽周折，也总算把我调回出版社，萧乾跟着也能落脚了。“家”只剩下个被堵住两头的门洞，我只能住在单位的办公室里，并且一住就是十年。
主持人：从1957年至1979年，20多年的时间里，家一直颠沛流离，家人一直分别，在这期间，您还看书吗？
文洁若：看呐！3年困难以及这整个“文革”时期，不能看别的书，萧乾就在牛棚里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根据各家的意见，他自己编了一个。我给他抄了7本，我们还让孩子背37首毛主席诗词。37首诗，是他编出来的，我抄出来的。我们还比赛背老三篇，第一篇是《纪念白求恩》，第二篇是《为人民服务》，第三篇是《愚公移山》。这37首，还有这老三篇，我们都给背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在干校还翻译过一个东西呢，是因为北京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者了，有一个叫《波涛》的电影要在北京上演，让我把那个电影剧本翻译出来。在连字典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居然翻译出来了。而且还很自在，我享受了两个星期没去劳动。
主持人：那个时候有些著名知识分子自杀了，我看《文章皆岁月》里也有这样一篇文章，萧乾先生也写“我这两辈子”，他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吗？
文洁若：对。
主持人：您当时做了这家的主心骨，您是怎么劝他的？
文洁若：我当时悄悄和他说，我怕旁边人听见，我就悄悄用英文跟他说：“我们要比他们活得长，因为我们是人。”他们就指四人帮。就这么说的，他这个劲儿就过去了。
(三)
小时候就对翻译有了兴趣
主持人：虽然您比萧乾先生小17岁，但您心意特别坚定，在这么艰苦的过程中，您有没有过特别难过，或者丧失信心的时候？
文洁若：我觉得最困难的时候是敌伪时期我父亲失业。我母亲养鸡，让我拿一只活鸡送到太平仓去，母亲给了我两毛钱，让我来回坐电车，可是我舍不得花。这两毛钱干什么去了？我就买了一小包花生米，其实我消耗的体力比两包花生米多多了，可是那点花生米诱惑很大，我吃花生米解馋了。那时候我们的美食是什么呀？爬到树上去拿竹竿把树上的梨和枣都打下来，煮熟了吃，就成了我的美餐了。所以你看，我现在还能吃苹果，吃香蕉，每天还能吃一个鸡蛋。
主持人：从1979年之后到1999年，萧乾先生去世之前，生活好起来了，这个阶段完成了很多翻译工作，比如说最著名的《尤利西斯》的翻译。这一段您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
文洁若：我三姐从来没说过日子过得好，可是呢，1983年搬到现在住的地方，她就说“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很满意。还买了一个很大的电视机，可是我都没有时间去看，有时候高兴了看两眼，搁在我姐姐屋里头，萧乾晚上陪她一起看，我连看电视的时间都舍不得，萧乾去世以后，我把它捐给内蒙古的萧乾文学馆了。
主持人：您自己的经历也挺传奇的。您出生在书香门第，也请您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为什么您的日文这么好？
文洁若：1934年，我7岁的时候，我二姐和杨晦一块儿跑到上海去了，也没告诉家人，杨晦有夫人，这个事报纸上一登就闹得沸沸扬扬。吴祖光还告诉我，说他看见一幅漫画，我二姐骑在一头驴上面，杨晦牵着驴走。大姐就说“要不去日本吧”。我父亲在日本待了20年，我在日本待了两年。小孩学外语真快，我刚去连字母都不会，父亲请家庭教师教我们，半年以后都能听懂了，就开始上课。而且一年级我只念到第三学期，我到日本的时候是1934年7月，念了半年，什么都懂了，而且比他们成绩好。为什么？他们刚学字母啊，我在孔德已经念过一年了，中国字都写得比较整齐了，他们日本的字其实就是从中国字弄的，片假名就是草书的，一年级光学片假名。父亲让日本女仆陪着我到夜市去买了一些小人书，我就拿一个本照着小人书，把小人画下来，我父亲就说你把他们吐出的字写成中文就是翻译了，很有意思吧！我的翻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可是两年以后父亲被除名了，被调回中国。
主持人：文老师是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在这么多翻译的作品当中，您觉得哪位日本作家是您最喜欢的？
文洁若：我开始喜欢芥川龙之介，喜欢他的《罗生门》，三岛由纪夫的《春雪》写的比较好。
(四)
和萧乾打笔仗不打口仗
主持人：提到翻译，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尤利西斯》翻译的事。这本书是您和萧乾先生一块翻译的。
文洁若：先是去找了钱钟书想请他翻译，钱钟书还有一封信呢，说“我都八十衰翁了，你现在让我翻译这样的东西啊，这不是想自杀吗？”后来钱钟书拿信的复印件还给萧乾看，萧乾说“那我和他(钱钟书)一样大啊。”不过萧乾是1月生日，钱钟书是10月生日，差不多差了一岁。后来我和萧乾说“那咱们俩合作啊”，他看了我翻译一章后，不需要做很大改动，高兴了，我们就一起翻译了。所以我说，我管信，我把注什么的都加好了，很麻烦的，加了很多注。达和雅归他管，润色润色就好了，像回事了。他一个人弄也弄不了，我一个人弄也弄不了，两个人合作就非常好了，4年就完成了。当年我最快的3万字8天就完成了，可是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慢。《尤利西斯》很不容易的。它有各种风格，十八章里每一章的风格不一样。
主持人：翻译过程中，您和萧乾先生争执吗？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吗？
文洁若：有意见也不会吵，反正就会充分讨论。我个人认为我跟萧乾的生活当中，最愉快的就是翻译《尤利西斯》的四年。
主持人：您和萧乾先生生活那么长时间，你们之间吵过架吗？
文洁若：我们是打笔仗，不打口仗，从来没有红过脸。
主持人：有什么特别欢乐的事？我看好多老照片，觉得萧乾先生每张照片照得都特别的狡黠，看上去特别聪明。
文洁若：他俏皮，比方说，我有一次给他写一封信，造诣，应该是言字旁，我给写成“造脂”了，他说我还造脂啊，我已经这么胖了。
主持人：萧乾先生最后在医院的时候，也还一直工作？
文洁若：还合译了一个什么。
主持人：我们看照片，一直看见都是您在照顾萧乾先生。
文洁若：对，在病房里也是。
主持人：那萧乾先生细致体贴地照顾过您吗？
文洁若：他用不着照顾我，我挺健康的。
主持人：一直工作到最后，其实书在您二位的生活当中一直都存在。
文洁若：他说他要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我说我也要这么做。
主持人：您现在每天还能写？
文洁若：每天都写，我还写毛笔字呢。平时除了翻译，我还在整理萧乾书信什么的，全集2020年还得出版一次，最后一次了。
主持人：去年文老师说要写到100岁。
文洁若：对了，我要在100岁的时候，写一个《我的一个世纪》，我想我100岁是没问题，还有11年。
主持人：现在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啊？
文洁若：我现在就是瞧着办，高兴就多几个小时
主持人：那您也不看电视，您的信息都从哪里来？
文洁若：都是从报纸来的。
现场提问
问题一：我刚才听说您现在还在做翻译工作，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
文洁若：我弟弟现在在日本，我们还在继续合译东西，他翻译第一遍，我翻译第二遍，他有事干，我这边也省事。这个很有意思，我们1936年从日本回来，我就进了日本小学，和我四姐一起，她是五年级，我是三年级，我弟弟是二年级，可是二年级没有名额了，后来我父亲就让我把我学过的东西教给我弟弟，那很容易啊，他有二年级的基础了，我就把三年级的课教给他。所以我白天是学生，晚上就成老师了，这样他打出了日文基础。我和他合译几种作品，最长的是松本清张的。我已经翻过《日本的黑幕》和《深层海流》，后来我还翻过他的几个短篇，现在是翻了他的一个长篇叫《热流》，写的东南亚的事，也是推理小说。我现在也不考虑出版，等翻译完了再说。
问题二：您的回忆录开始写了吗？
文洁若：还没开始写呢，今年最后三个月准备开始写。我想每年写一点，写到100岁，二三十万字再出版。我不要弄太长了，顶多写25万字吧，别太长，少而精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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