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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草婴先生是在1982年春天。
    那时,第二次全国俄罗斯文学研讨会在苏州饭店召开,我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研讨会,心情既兴奋,又充满期待。主持者在定调报告中特地强调,这次会议是讨论文学的学术会议,不谈政治,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也一律不得公开发表。会议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小组讨论中,我第一次见到草婴先生。他中等身材,皮肤白皙,戴一副茶色眼镜,目光中透出平和、自信和坚毅,衣着打扮既得体又随意,有典型的上海文人派头。草婴先生发言中先介绍了自己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过程,以及遇到的坎坷和磨难。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难,他没有激动和悲愤,也不见哀怨和牢骚,语气相当平静。我想,只有超脱了个人的恩怨,站在历史高度,才能认清那场运动的本质,也才会有这样淡定的哲人态度。
    没有想到,草婴先生在接下来谈到研究苏联文学离不开认识苏联的现实生活,也就不能不涉及苏联的现实政治。在当时的气氛下,草婴先生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亮明与众不同的观点,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我佩服先生高超的译笔,学习他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他的发言一下子改变了我的看法:先生不仅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关心政治、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思想者。
    与先生接触多了,得知先生出生在医学世家,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关心国家命运和民众的疾苦。他以超常的毅力自学俄文,将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作为终身事业,克服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穷毕生精力,译出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和肖洛霍夫的主要代表作,皇皇十五卷,成为中国译坛乃至世界译坛的一大奇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敬。
    一旦认定了人生目标,先生就把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进去,坚持不懈。先生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即使在爱女病危和去世的那些日子里,他强忍悲痛,依然坚持译著。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坚强的神经。他说:“失去女儿是很大的损失,假如我因为悲痛而停止工作,又是一种损失,是双倍的损失。因此,我不能停下手中的笔。”这番话让人看到他对文学翻译事业的忠诚、执著和奉献精神,也给了我鞭策,让我不敢懈怠。
    文学翻译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译什么。草婴先生之所以对列夫·托尔斯泰情有独钟,是因为“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而肖洛霍夫继承了托尔斯泰的传统,“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人性的坚强和美丽,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先生从事翻译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读者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境界,铸就民族的崇高魂魄。
    除了译什么,还有就是怎样译。先生阅历丰富,知识广博,学养深厚,对他来说,翻译似乎应该是一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事。其实不然。他对译事向来一丝不苟,在翻译之前,总要对原文反复读上十来遍,甚至更多,还要深入了解有关的背景材料,尽量吃透原作的精神和风格,待到这一切了然于胸才动笔。译出初稿后,他还要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修改,以免出现遗漏和错译;下一步就是脱离原文,专注于中文表达的规范、通顺和传神;最后还要请人朗读,遇到拗口之处,再加工修改,直到满意。经过这一道道“工序”的反复锤炼,先生的译文就精彩耐读,经得起推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原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平坦、容易通行的桥梁”。记得有一次我曾请教过先生,为什么将肖洛霍夫的名篇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译成《一个人的遭遇》,因为有人认为此处的人应该理解为人类,是泛指,应改译成“人的命运”。先生解释说,“‘命运’可好可坏,而‘遭遇’两字,在我们宁波人的理解中总与不幸相连(其实何止是宁波人),比如祥林嫂的遭遇。”我认为,译为“一个人的遭遇”符合原著精神,也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对先生的译作,许多学者和作家都给予很高评价。学者夏仲翼就有这样的论述:
    从他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对作品的深入理解。我一直记得一个小例子,肖洛霍夫有一个短篇НАУКА НЕНАВИСТИ,以前有过多种译本,或叫《憎恨的科学》,或译《仇恨的科学》,这在汉语上的确很费解,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词典上, НАУКА始终是个名词,因此只能是‘XX的科学’,‘所有格’的结构,似乎无法可想。但草婴作了一个很出色的转换,译作《学会仇恨》,这在汉语上通顺了,意义也贴切之极。因为草婴把这个短篇的文旨发掘出来了。它的意思很清楚:一个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为什么对敌人有如此之仇恨?这是敌人的残暴激发起来的强烈反抗。仇恨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反抗侵略的残暴的过程中‘学会的’。НАУКА在语法上终究也没有作为动名词的用法,但这里的转换却成了神来之笔。
    ……
    翻译最要紧的是把原作的精神传达给读者,要让读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充分接受。草婴译肖洛霍夫,就十分注意作者文字的口语化和抒情性。我们只消读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开头……这段文字的平易清新,就像开始解冻的大地和河面,活力涌动,生气勃勃。流畅的口语化句式,朗读时只消简明的扬抑和缓急,就给人一幅春天来临的画面。
    对于译界晚辈,先生非常关心和爱护。认识先生后,我很想去向先生登门求教,但我生性拘谨,更怕占用先生宝贵的时间。先生得知我的顾虑,亲切地说,欢迎我去他家聊聊,只要事先打个电话,约好时间就行。每次见到先生,他总要问问我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或主动打电话告诉我哪篇文章值得一读,甚至把好文章复印后寄给我。有一年我患脑梗突然晕倒,先生听说后要我注意劳逸结合,他反复强调:“要卖力,不要卖命。”短短七个字,情深意长,令我一辈子无法忘怀。
    草婴先生曾不止一次说到知识分子的良知:“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先生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抗日战争时,他投身反侵略斗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他加入时代出版社传播光明。无论外部环境怎样险恶,他始终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展现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硬骨头精神。
    关于知识分子“良知”的论述,其实是先生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他数十年来做人做事的写照,也是他总结的人生经验。先生以身示范,皇皇巨译成为他表明心志、寄托理想的丰碑,昭示后来者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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