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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菲利普·拉金诗歌翻译


    
    菲利普·拉金(1922-1985),英国20世纪后半叶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反对从20世纪初开始统治英国诗坛的现代主义,回归以哈代为代表 的英国传统,写出了一种新的日常的准确的英国诗。尽管不时有批评的声音,比如,同时代的托姆林森就间接批评拉金过于地方气,缺乏更广阔的视野;谢默斯·希 尼也曾批评他的诗过于消极和暗淡,相对于叶芝对抗死亡体现出的勇气和尊严,丧失了“人类精神伟大劳役”的责任感;伊格尔顿则把拉金看作一个反人类分子。另 外,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随着安瑟尼·史威特《菲利普·拉金书信选》和安德鲁·莫欣《菲利普·拉金:一个作家的一生》的出版,大量拉金私人生活细节被公 之于众后,法西斯主义者、帝国主义分子、极右分子、憎恨女人的蠢货等标签逐一被贴在他身上,拉金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如果从反面理解,这些批评恰恰 可能证明了拉金的价值,毕竟一个丰富的作家才能持续不断地引起争议。对拉金正面的评价同样不少,甚至远远多于负面评价。德里克·沃尔科特在《菲利普·拉 金:写平凡的大师》中认为,拉金的真正成就在于他为“日常”在英诗中做了第一次精确定义,“平凡的面孔、平凡的声音、平凡的生活——也就是说,不包括电影 明星和独裁者的,我们大多数人过的生活——直到拉金出现,它们在英诗中才获得了精确的定义。他发明了一个缪斯:她的名字是庸常。她是属于日常,习惯和重复 的缪斯。她住在生活本身之中,她不是一个超越生活的形象,不是一个渴求中的幻影,而是一个习惯于长期独身的男人朴实无华的伴侣。”理查德·罗蒂在《偶然、 反讽与团结》第二章中为了说明“自我的偶然”引用分析了拉金的《继续活着》。罗蒂认为拉金是一个布鲁姆所言的强健诗人,即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并为“自己的 独特性找到独特的文字或形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复制品和仿造品而已”。2008年,《泰晤士报》把拉金称作英国战后最伟大的诗人,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无疑,对这样一个诗人进行译介,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国内对拉金诗歌的译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这样晚,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和国内两大形势因素在起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拉金的译介研究得以开始。回顾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拉金诗歌翻译,依据拉金诗歌翻译的系统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1980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国内对拉金诗歌的翻译属于起步阶段,翻译零散,缺乏系统性,甚至还存在常识性的错误。这些翻译有高 厚堃1980年1月发表在《外国文学》的菲利普·拉金的《诗三首》,其中包括《癞蛤蟆》《来到》和《降灵节的婚礼》;周钰良1985年1月发表于《外国文 学》上的《诗十首》,包括拉金的《蛤蟆》并对拉金做了比较准确的介绍,即拉金近乎隐逸的生活与反叶芝、艾略特和庞德而宗哈代的诗学观念;黄新渠1985年 3月发表在《外国文学》上的《小说与读者》一诗;王佐良1987年1月发表在《外国文学》上的《菲利普·拉金诗八首》,其中包括《上教堂》《背离之诗》 《家》《水》《降灵节婚礼》《日子》《读书习惯》《在消失中》和一篇介绍拉金诗歌的文章。
    需要说明的是,王佐良的翻译在这一时期的拉金翻译中质量最高,很好地把握了拉金的特点,逻辑清晰,较准确地译出了原作闲谈式的语调。另外,王佐 良对拉金的评价相对于该时期其他译者也更详细准确,比如指出了拉金的成功之处,即“在浪漫派的情感泛滥之后,在现代派的技巧与理论泛滥之后,在奥登一代的 政治热情膨胀之后,特别是在狄兰·托马斯的符咒式的狂歌之后,他能头脑冷静地以哈代为师,从写实入手,用一种硬朗的机智建立了一代新的英国诗风”。王佐良 认为,这种诗风颇具时代感,拉金以世态记录者的身份,用务求准确具体的态度描写福利国家时期英国人特有的感受。比如《上教堂》一诗中,王佐良精准地把握住 了宗教在不被重视的同时,人还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严肃需求,而这种或类似的矛盾普遍存在于拉金的诗歌中。王佐良还指明了拉金诗歌中“准确”的价值:“准确是 一种当代品质,科学技术需要准确,设计需要准确,施工需要准确,都是美的。”这种对当代美学观念变迁的把握,无疑对理解拉金,甚至理解某些当代诗都具有重 大启示。
    王希苏和徐青根1989年4月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上的《战后英国诗歌集锦》,其中包括拉金的一首《走》;王恩衷和樊心民在1991年安徽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英美流派诗选》中收译了拉金的五首诗,其中包括《愿望》《礼拜》《来临》《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戴着你的容颜》和《降灵节婚礼》;傅浩 1993年4月发表在《国外文学》上的《运动派诗钞》,其中收录了拉金的《到场的理由》;沈阳和丁祖馨1993年8月发表在《英语知识》上的《降灵节婚礼 所见》,这一版本“因篇幅所限译者不得已做了某些删节”,并把拉金列为美国诗人;王林1994年2月《译林》上发表了《菲利普·拉金诗四首》(《癞蛤蟆》 《来临》《鸽子》和《活下去》),在诗人简介中,王林把拉金定义为浪漫主义诗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因为拉金本人是反浪漫主义的,而王林对拉金诗歌 特征的介绍和浪漫主义也是相反的;1994年出版的飞白主编的《世界诗库·英国爱尔兰卷》收录了黄杲炘、李力、汪剑钊和王佐良翻译的《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 相簿上的诗行》《上教堂》《家》《水》和《降灵节婚礼》;张剑1997年4月发表在《译林》上的《英国当代诗歌四首》,其中翻译了拉金的《三重时间》和 《树木》。
    第二时期是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拉金的诗歌翻译数量更多且较为系统,其随笔式的文学批评和爵士乐批评也得到了翻译。和上一时期相比较,新时 期拉金的译者相对年轻,基本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或之后,外语修养和知识视野也有了很大改善,翻译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当然,因为开放,参与者增 多,也出现了部分质量较差的译作。2002年,在席亚兵的组织下,冷霜、席亚兵、杨铁军、周伟驰和雷武铃五位诗人同译了拉金的三首诗,发表在当年第8期 《星星诗刊》上。这几首诗的翻译非常好,难得的是几位诗人的翻译各有不同。冷霜在其撰写的《诗心半在无字中——拉金诗合译小识》中比较了几位译者翻译的差 别,比如在讨论拉金诗歌口语化特征的翻译时,冷霜说,“拉金这两首诗(《为什么昨夜梦到了你》和《割草机》)无论句法还是用词都比较平朴,是洗练而不显俚 俗的口语,几位译者都注意到了。不过汉语翻译中,最难的就是翻译口语风的作品,拿第一首来说,席译在语风上比较接近原诗,冷译就略嫌文雅化了一些,虽然创 出了相似的节奏;周译则带来了别样的一种口语的活泼质地。第二首诗中,有几个词很考功夫: unobtrusive, ‘退避’、‘谦和’、‘不显山露水’,均不如杨译的‘与世无争’来得自然,同样,kind,‘好心’是否该比‘仁慈’、‘善待’强?absence在英语 里不算很书面化,但中文里竟一时找不到相宜的词——看来不简单呢!”这说明了中国对拉金翻译的进步与深入,同时也证明了诗歌翻译的复杂性与拉金诗歌本身的 丰富。2003年桑克翻译了《菲利普·拉金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这是中国第一本比较系统的拉金诗选。该书以安东尼·史威特编辑出版的《诗集》为底 本,选译了151首,包含了拉金早中晚期不少重要作品。该诗选的翻译争议较大。肖云华2005年9月在《文教资料》发表的《评〈菲利普·拉金诗选〉的翻 译》中对桑克进行了批评。肖云华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诗歌选择不科学,许多拉金的重要作品未译;二、翻译错误太多,比如“self’s the man”被桑克译成“自我是这个男人”(正确的理解应为人都是自私的)等。肖云华指出的错误确实存在,对于诗歌译者是一个很好的鞭策。
    舒丹丹也是拉金诗歌的一位重要译者。她分别在《译林》(2005.11)、《诗选刊》(2006.5)、《诗歌月刊》(2006.10)、《星 星诗刊》(2008.1)和《长江文艺》(2012.10)上发表了拉金诗歌的翻译。其翻译最大的优点是清晰准确地译出了诗歌本身逻辑的发展。这一点非常 重要,如果说现代派诗歌中间存在断裂较多,逻辑发展不甚分明可以理解,那执著于反对现代派、主张清晰明了的拉金,就不能译得含混不清。
    除了诗歌翻译,中国拉金翻译的另一个成就是他随笔式的文学批评和爵士乐评论。文学批评令人得窥拉金的文学观念,而爵士乐评也能令人间接触及拉金 的心灵。现在能看到的有黄灿然和周伟驰2001年12月发表在《书城》上的《拉金随笔六篇》,包括《快乐原则》《声明》《个人背景》《我如何或为何写诗》 《作家与他的时代》和《哈代的诗》,以及胡桑2013年发表在《上海文艺》上的《奥登的转变》。拉金的爵士乐评《爵士笔记》2009年7月由凤凰出版集团 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译者为张学治、周晓东和孙小玲。该书的爵士乐评对理解拉金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书内的序言和导言对饱受女权主义者和后殖民主 义者攻击的拉金提出辩护,对理解拉金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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