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全球化背景下新一轮民族文化意识强化的表现和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温暖家国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美学则同样是可以信赖和依赖的美学根系。
首先，中国传统美学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营造影响重大。虽然在20世纪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在文化上失去了与西方的对等地位，中国文学也开始倾向在西方文化文学中汲取营养，但文学创作与文化传统、审美传统与截然断绝关系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美学是中国文学的审美母体，它与生俱来，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其影响更多时候也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我们往往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却不易廓清其轮廓。应该说，百年中国文学创作史上，中西美学的隔阂并不像中西观念冲突那样醒目和突出，它们的分歧很大程度上被悬置了。中国作家虽然普遍缺乏在文学创作中转化和传承中国传统美学的清晰意识，但并没有去有意抵制消解中国传统美学的象征体系和意义表达方式，他们多不为古今美学规矩所锢，将中西美学共同视为艺术的富矿，各采所需，各行其是。在文学史脉络中有诸多渗透着中国传统诗学意图的创作，像《红楼梦》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持续性影响，浙东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传统诗文抒情境界对沈从文的影响，“才子佳人”小说对“革命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影响，唐诗意境对苏童的影响，明清白话小说对阿城的影响等等。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作家所选择的美学道路很多都从面向西方转向了回归传统，格非就最具代表性。如果算贡献率的话，中国传统美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并不低，影响也重大而深远。
其次，中国传统美学的提倡要遵循自然选择的逻辑，而不是将之视为优先选择和竞相效仿的目标。一种美学介入文学生产绝不等同于简单的艺术操作，必然涉及到美学自身的魅力问题，决定其健全功能和生命力状态的是其在文艺实践中不断询唤现实的能力。与源于宗教和科学的西方美学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美学注重现世精神，强调艺术的人生化和人生的自然化，与中国古代伦理学存在诸多同构，伦理的边界往往就是审美的限度。因而，只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与精神风尚还是公众经验和群体意识中的稳固恒定部分，中国传统美学就必然与根植于漫长审美历史中的日常经验有诸多协调一致之处。像“以善为美”、“敦厚平和”既是中国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喜好，也是大众普遍的道德追求和人格境界；自然、清新、含蓄的美学更符合时人对生活美和生命美的期待。中国传统美学不仅对日常生活的塑造有优势，而且对社会精神的提升有价值。“行道为善，乐道为美”就蕴含着丰沛的人道意识与自由精神，可为文学写作注入责任意识和个体信仰。“中和美学”的“发乎情，止乎礼”对当下文坛欲望叙事与人性宣泄的过度倾向也有平衡抑制作用。自由和谐是美学精神的本质，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素质，更是我们重提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所在。不是我们要在文学创作中贯彻中国传统美学，而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因就潜藏在我们的生活和心灵里，当我们表现已经成型或还没有形成的生活和心灵的自然状态时，中国传统美学也会自行进入文学生产的特定位置，以某种功能和素质参与到文学写作中来。
最后，要树立不断发展和开放包容的中华美学观。只有能够不断地借助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适应不同时代诉求的美学，才拥有长久生命力和自信心。从来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美学，中华美学相对完整但并不封闭，它与民族文化一样时刻处于选择与重构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力弱化甚至沦为“博物馆美学”，主要是其无法充分诠释新的复杂的社会情境，特别是那种与传统生活迥然有别的动荡历史中的生命感受与心灵体验，为此我们只能在西方美学中寻求资源与凭借。而这又成就了新的美学经验，我们逐渐意识到了，中西美学虽有不同的传统和流脉，但却是互渗和互惠的。像“托物言志”“意境深远”“形神兼备”与西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美学就有相通之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与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亦有相似之处。中国传统美学“以和为美”的“礼乐精神”虽不乏优美适度但却缺少悲悯情怀和个体意识，而西方美学中普遍存在的对自由、激情、反叛的肯定和对超验的浪漫想象的特殊素质恰是这种缺位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中国文学百年来对西方美学的接受和转化主要不是按照欧美的文化观念和审美精神建构出来的，而是中国自身历史情境中的中国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审美反映，它今天已经成为中华美学的精神传统和血肉组成。因此，弘扬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要淡化古今维度和中西标准，强化美学的实践性与包容性，惟有如此，中华美学才能获得吐故纳新的更新能力和海纳百川的美学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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