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王家新提出“一种历史化的诗学，一种和我们时代境遇及历史语境发生深刻关联的诗学”。如果把这句话指向新世纪以来诗歌史的观察和描述上，便涉及两个层面的工作。一是 “整体评价”和“文学史写作”的问题，即以何种方式在整体上对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进行历时性的描述和历史性的评价。二是如何在诗歌现场及时而具体地对诗人、诗歌进行筛选、评价和历史定位的问题，即寻绎、发掘或突出那些代表性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前者涉及新世纪诗歌史的叙述框架和历史语境，后者试图实现的是诗歌史的肌质和纹理。如果我们希望同时实现这两个层面的构想，那么这15年来的代表诗人及其代表作的选择和阐释就显得非常重要。
沈苇之于新世纪诗歌史的意义颇具典型性。沈苇这批诗人在1980年代末进入诗坛，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低潮期的沉默与探索，终于在新世纪贡献了独特的诗歌美学形态。所以，讨论沈苇不仅涉及当下的诗歌生态，而且可溯源至新世纪诗歌史的“史前史”，即20世纪90年代诗歌乃至20世纪80年代诗歌。从某种程度上讲，20世纪80年代末初入诗坛的沈苇所面对的是凌乱而荒凉的诗学废墟。此时的当代新诗历经两次大的诗歌运动后，已经在诗歌的内外两个方面耗尽了能量。简单来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精神可以用对抗诗学来进行概括。政治诉求、文化反抗与现代新诗美学常识的建立，是“朦胧诗”的两种面相。“后朦胧诗”所谓的“回到诗歌”虽带有诗歌本体论意义上的诉求，然而其在诗歌技巧、语言、思想资源上的极端美学实验终究难以摆脱——以“朦胧诗”的美学成规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作为必须反抗的对象并取而代之——这种非诗学诉求。正常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先锋艺术运动在度过最初的极端激进时期之后，都会进入一个适度后撤、渐进包容的自我调整、修正的时期。然而一场政治运动及其相关历史语境的急剧更迭迅速扫荡或禁止了诗歌内外可资利用的种种资源与可以反抗的目标，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当代诗歌便迅速陷入一种“无物之阵”的境地。经历过这一切的王家新在当时如是说：“季节在一夜间/彻底转变/你还没有来得及准备/风已扑面而来。”
这亦可以用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初期诗人“荷戟独彷徨”茫然而孤独的状态。整个20世纪80年代，不管诗人们如何张扬主体、个体等自由主义精神，但他们的诗学主张、实践终究表现为以个体面貌出现的群体性诗学景观：一个人振臂一挥，一群人响应云集。一个人总是在为一群人代言。“扑面而来”的20世纪90年代绝非只是物理时间自然延伸，而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时刻的突然降临。20世纪90年代初的诗人意识到此前几乎所有诗学主张和实践在新的历史景观面前都无能为力。这种情境可借用海子的一句诗来形容：“草原的尽头我两手空空/悲伤时握不住一滴眼泪”。然而这种情境反倒促使诗人在度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失语”期后，开始以孤独的个体重新探索词与物的可能性、诗歌与世界的隐喻关系、诗歌在社会/历史结构中的位置等诗歌本体论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在它“沉默”表象下是诸多孤独的诗学话语汇聚而成的诗学重建的时期，用诗评家张桃洲的话来说就是：杂语共生、转型未竟。
在这个时期，不仅是沈苇这样的诗人在逐步摸索、建构自身的诗学观，那些年龄比他大且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诗歌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诗人们如杨炼、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韩东等人，在这个时期亦在不断地摸索调整自己的诗学主张和实践。而那些比他更小一些的诗人如朵渔亦开始了他们的最迟的实验与尝试。3个代际的诗人共同建构了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在诸多可能性的碰撞与交融中，沈苇终于在新世纪成为当代中国最为卓越的诗人之一。
谈及沈苇的诗歌，“地域性”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不得不谈的话题。“地域性”像是如影随形的幽灵一般，始终跟随着像昌耀、沈苇这样的诗人。不可否认，“地域性”确实为沈苇的诗歌提供了文化地理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素材和诗学想象/审美空间，比如《新柔巴依》《滋泥泉子》；然而“地域性”的标签又像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把沈苇诗歌隐喻的阐释可能性划定在地理空间的边界之内，如此沈苇的诗歌将不可避免地沦落为地方风俗、文化、地质地貌的翻译、导游、形象代言。
文学创作/批评中“地域性”概念向来是面目可疑的。从五四到20世纪80年代，对文学文本中“地域性”内容谈论的背后总是挺立着威严的启蒙话语，似乎所有的“地方性”问题都将成为有待拯救改造的对象。启蒙话语笼罩下的“地域性”批判还会衍生出一种基于地理空间划分的文化等级判断。比如，当“地域性”遭遇“京派”、“海派”乃至“江浙”这样的地理/文化称谓时，它凸显的是对“优质”文化的褒扬与向往；而“地域性”一旦落实在内陆和边疆地区时，则难免露出“次等”文化的羞愧之色。更为暧昧的是，随着区域性经济落差的加大，对“地域性”的谈论更像是后殖民主义视角在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变形挪用，因为作为“地域性”的边疆和内陆已经成为由权力和资本所支配的文化消费对象，这里有可资赏玩而又能随时抽身离去的“异域风情”和“异质经验”。所以沈苇会说：“文学的‘中心—边缘论’，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学话语，而是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和社会话语的偷换、借用。”
沈苇曾在诗中写到：“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他亦用“尴尬的地域性”作为一篇诗学随笔的小标题。因而，我们可以把沈苇的诗歌写作和诗学主张视为“去地域化的地域性写作”。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地域性”边界的横向拆除。用沈苇的话来说：“还有更多地域色彩鲜明的作家、诗人，他们借助地域性的表达而抵达普遍的人性。”《吐峪沟》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个被称为“民俗活化石”的峡谷村庄中，诗人让我们见证了“死亡”与“生存”两种世界的并置和互换——“当他们抬头时，从死者那里获得/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清明节》则虚构了亡者在祭祀仪式中的活动，在这些具体可触的日常场景中，“生”与“死”的界限彻底消弭——“死去的亲人吃橘红糕、糖塌饼、猪头肉/……/死去的亲人在忙碌，赶着死去的鸡鸭牛羊/……这些具体的地域性经验，始终笼罩在普遍而永恒的诗学观察中。二、向下挖掘“地域性”的深度。沈苇说：“我对新疆消失的部分更感兴趣，它能有效点燃我们的历史想象。楼兰、米兰、尼雅等都变成了沙漠中的废墟（斯坦因所说的“沙埋文明”），成为梦境般的遗址，却令多少人魂牵梦绕啊。”这可以称之为“废墟诗学”。在沈苇看来：在废墟下面“那里：沉默深处/秘密在怀孕，美在怀孕”。所以，“当你终于懂得欣赏废墟/时间开始倒流/向着饱满而充裕的往昔”会成为沈苇的诗学诉求。在《楼兰》《东方守墓人》《废墟》《沙漠，一个感悟》等文本中，沈苇通过对“废墟”掩盖的地下世界的想象与复原，让多种时间、历史、文明、宗教在现实时空中实现了对话、交流、重叠、相互映照：“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交换内在的信物和光芒/正如小径交叉的喀喇汗花园/慷慨的百花交换着各自的芬芳”，正如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塞人、蒙古人、突厥人、吐火罗人/曾站在那里，眺望天空”。具体的区域性经验，在这里经由诗人主体的修辞转换，向世界释放了时间、历史、文明、宗教复杂纠缠的多种面相。
最后，我想放弃假装专业的架子，来谈谈沈苇被普通读者接受的可能，这大概也是我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个“诗歌界的外部观察者”迷恋沈苇的原因。《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所传达的情绪是，诗人面对弱小生命时所怀有平等、谦卑和悲悯——“太阳向每个生灵公正地分配阳光”。这首诗作于1992年，这一年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铺展。多年之后，我们会发现，这首诗携带着对当下中国的巨大嘲讽而成为一个善良却永远无法实现的寓言/预言。在如富士康这样的工业园中，流水线上的工人们如蚁群般川流不息。在全球化的商业供求链条上，他们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我们消费着他们廉价的青春和血汗，却没人“会注意一只蚂蚁的辛劳”，更别说“倾听它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死亡“不会影响整个宇宙的进程”，我们所能给予他们的“最简单的葬礼”便是：茶余饭后对着报纸轻声叹息，或者聊胜于无地转发一下微博、在朋友的微信上点个赞，仅此而已。当悲悯在现实中缺失，残酷与漠然便成为抽干社会道德、生命价值的巨大黑洞。尽管我的这种解读会招致藐视和反对，但我坚持认为，优秀的诗歌是经得起语境的抽离与重置的。如果我们试图让诗歌照亮庸常，这未尝不是一种可以考虑的尝试。况且，我一直认为在沈苇的诗歌中隐藏着社会学修辞的倾向，“诗性正义”在沈苇诗学诉求与实践中或隐或现。《安魂曲》《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加沙地道》等文本便透露出沈苇公共关怀和社会干预的冲动。
诗歌的社会学修辞有它的边界，但是新世纪诗歌重新出现向社会敞开的倾向，却是值得关注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20世纪80年代诗歌传统中的政治诉求和文化反抗精神在新世纪诗歌中的回响。在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我们还远远没到放弃这种传统的时候。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阳台上的女人》中尽管充满了复杂的修辞技巧和隐喻，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它仅仅被视为一种温暖而隐秘的情色想象，又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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