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旧时光致敬
春节回老家，亲友相聚，最亲切的一个话题，便是一起回忆走过的旧时光阴。许多细碎的往事，逐一涌上心头。那一刻，真是令人温暖，也是令人忧伤的。毕竟往事不可追，岁月又太匆匆，不但改变了我们的容颜，甚至连我们生活的周围一切，都变得愈发令人感到陌生。春节后，读了叶广芩的中篇小说《太阳宫》（《当代》2014年1期），便又想起了旧日的故乡，也想起了诸多的往事与记忆。有许多精微的感受，乃至细密的体察，甚至连自己都忘记了，但一篇好的作品，仿佛又能瞬间让它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叶广芩的这篇小说，便是对我们旧日时光的一种致敬。其实，丢失的记忆，通过打捞可以得到补救，而曾经拥有的生活形态，以及感受过的世界色彩，却真真地再难以触摸和追寻了。小说写一位人至年迈的医生，由于北京城的急速扩建和拆迁，使其迁居到了京城郊区的太阳宫附近，而这个本为郊外却已高速发展为现代化的地方，勾起了她的一段难忘的童年记忆。
如果不是因为虚构，这篇小说真是颇像一篇忧伤的抒情散文。故事真的很简单，却别有一番韵味。它写到了儿时与母亲一起去太阳宫的乡下走亲戚的记忆，而这乡下亲戚乃是母亲的妹妹一家，但又根本不是母亲的亲姐妹，然而，母亲和“我”的到来，却得到了他们最热烈的欢迎。“我”在那里结识了儿时的伙伴日头，并度过了难忘的乡居时光；此乃小说的上半部，作家精描细绘，写乡人的质朴、热情，写乡间的自然、优美，也写儿时伙伴的活泼、机智，令人读后难忘。小说的下半部，写儿时的伙伴日头和父亲进城的情景，但相比小说写乡间的美妙，进城的情景却全然是另一番的景象：大城市的富足与复杂，城市人的算计与势利，而天公也不作美，竟是连日大雪飘飞。日头和父亲去雍和宫去看一年一度的“捉鬼”，却也不幸染上了疾病。在叶广芩的笔下，与对乡村的歌吟所截然相反的是对城市的不满。甚至也因这次“进城”，而最终导致了日头一家不幸的连锁反应，先是日头染病给他的父亲，竟导致了父亲的亡故；随后日头母亲改嫁，又终跳河死去；日头在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不幸被俘，从此杳无音讯。
表面看来，在作家叶广芩笔下，居住在太阳宫的日头一家，因为一次“进城”的缘故造成了他们一家的悲剧。由此，作家还强调了母亲与日头一家原本非亲非故的因缘，使得小说更添了几分悲欣交集之感。其实，城市以及城市人只是一个象征，在更深层次上，这是一种借城市来表达对于现代化急速发展的质疑和批判。因为正是这种对于现代化的向往、追求乃至焦虑，从而造成了许许多多不可挽回的结局。诸如从小的方面来讲，作为儿时的伙伴日头，他对于城市人的羡慕，以及对去城市能看到“捉鬼”的渴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现代性的向往，而这种羡慕与渴望，竟连锁性地导致了日头一家人命运的直接改变；再从大的方面来说，现代化城市运动的扩张和发展，又导致了日头的家乡太阳宫作为乡村世界的消失，同时也更是直接促使了那种记忆中最为朴素、自然和美妙的乡村风物的消逝。
小说《太阳宫》见微知著也。它由一个乡村家庭的消失和一个乡村世界的消逝，表达了作家叶广芩对于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深切的忧思。日头及他的家乡太阳宫的命运，或许可以看做是百余年来中国人现代性焦虑的一种挽歌式的咏叹。曾几何时，我们向往快速，追求方便，渴望一体化，更急于尝试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与变革，希图立即得以富足与强大，却不想，那种值得享受的缓慢，应该拥有的繁难，以及难以复制的独一无二，还有那些隐藏在传统中的美好与纯粹，都一并被我们统统地遗忘、丢弃乃至丧失掉了。可以说，《太阳宫》是一篇忧伤的怀念之作，更是一篇抒情咏怀的忧思之作。
生命的深情咏叹
马金莲的中篇小说《长河》（《民族文学》，2013年9期）采取了散点式结构来谋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四段不同的乡村故事，个个独立，又相互牵连。其中的“秋”，写乡邻夫妻的死亡，先是丈夫的不幸亡故，然后是改嫁妻子的偶然离世，他们虽然非常贫穷，却充满着生命的朝气，然而竟无法抗拒命运的接连捉弄；再写“春”，乃是幼时伙伴叶福素的出现与死亡，为此，作家先写叶素福的美丽与柔弱，再写一次共同去爬山而导致“心脏病”猝发的死去，颇有“美丽的夭折”之叹；接着写“夏”，叙述了瘫痪在床母亲的病故，但作家不写病因，而侧重写瘫痪母亲的日常琐事，其中写到母亲与父亲的吵架、爱恋、怨嗔、斗气等等世俗琐事，由此来写生之可贵，情之难忘；而“冬”则写了村中长者穆萨的死，但却不写其死之因故，而侧重回忆作为老者的穆萨一生，他如何报恩，又何以仁义，诸如其冒着风险在文革中埋葬阿訇，如何在饥饿的年代暗暗接济村人，又如何会心地成全了两对情投意合的年青人，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老者的风骨。
表面来看，《长河》是一篇探讨死亡的小说，它以健壮的夫妇、病弱的伙伴、瘫痪的母亲以及村中的老者作为对象，写了他们有关死亡的故事。作家以第一人称来写小说，追忆四个人的逐一离去，构筑了主人公“我”的成长史，也完成了一首对于乡人生命的深情咏叹。正如小说的尾声中所感慨的：“我长吁一口气，我的父老乡亲，在泥土里劳作一辈子然后到泥土下面安睡，睡得沉稳，内敛，静谧，一如他们生前所具有的品性和经历的生活”。按照马金莲的初衷，与其说这是一部探讨死亡的小说，其实乃是借死来谈生，用死之忧伤和无奈，来谈生之尊贵与丰饶。作为普普通通的一个个乡民，他们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值得彪炳史册的可歌可泣之事，他们默默地来到人间，又默默地离去，但他们在人世间的这一遭，却是一样的令人尊重。想来作家正是借着这样的许许多多的乡民，来写他们身份的微小，境遇的坎坷，生活的艰辛，命运的无奈，然而，他们的灵魂却是如此的高贵，如此的清洁，如此的纯粹，也如此的真诚与热烈。
在当代文坛，乡土小说似乎早就有了一种穷途末路之感，我们已经疲倦于阅读有关乡村的民生艰辛，厌烦于有关乡村的奇异风情，也不再热衷于乡村的田园牧歌，但马金莲的中篇小说《长河》，才使我们能够感觉到：任何一个写作领域，都有其无限开发的可能性。小说《长河》正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少见的另类乡土小说，尽管它也写到了西北乡村鲜活的民生风情，也写到了少数民族独有的生活状态，也写了乡民们生活的艰辛与苦涩，但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并非重要，关键的是我从这篇小说中，更读到了一种有关生存的高贵、清洁与纯粹，一种对待生命的宁静、沉稳与达观。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乃在于作家笔下的人物，他们的对待生命与生活的态度，却是有着一种被信仰之光照亮的精神，仿若天际中点缀着的星辰，始终散发着自己的光芒，不仅照亮了自己，也照亮它周围的世界。时间的流逝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的繁衍与生存也是无尽无息的，这就是人类历史的“长河”，而它应是“洁净的，崇高的”。
重点所在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作家》，2013年5月）读了两遍，应该说是三遍。十年前，我在《书城》杂志上读到这篇小说的第一个版本，印象就很深刻。但直到对这次发表修订版的两次重读，才发觉对于这篇小说，其叙事的重心并不在于我之前关心的怀特大夫的形象颠覆之上，那个曾经被我们不断颂扬的加拿大医生。“天堂”，应该是薛忆沩这个短篇小说重点探讨的一个概念，他甚至不惜将这个小说写成一个复杂精致的文本。
在薛忆沩的这篇小说中，怀特大夫和他的同行弗兰西丝医生以及布朗医生曾多次探讨过关于“天堂”这个概念，答案或者是爱，或者是童年，或者是上帝。而不曾参与的这次讨论的领队，对于“天堂”的理解，则又有着更为准确和现实的答案。小说的叙事，在第一层面上就是按照这个领队的理解，带领他们一起躲避战火、渡过黄河，然后奔赴到革命机关所在的“天堂”，这一艰难过程形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另一个层面，则是精神世界的维度，也就是怀特大夫的心灵独白。虽说是他写给前妻的书信，但无疑是他对于内心追寻梦想的回忆、思索、质疑和重建，也直到他写给前妻的这封无法寄达的书信时，这个曾带有几分波西米亚式浪漫革命气息的怀特医生，才发现他的所谓“天堂”，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能够和爱人一起“亲近”。在作家十年前的小说中，这个词语是“接近”。显然，十年后修订的文本，正如卡尔维诺所讲到的，它是“精确”的。
当然，必须要谈到第三个层面，那就是死亡。这也正是他们同行中的布朗医生所谈到的所谓上帝的天堂，而我们也都知道，怀特医生的原型，最终是死在救治病人后感染的这个结果。因此，在第三个维度上，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其实也就是通往死亡的最后那一段旅程。为此，我们不得不提到作家薛忆沩写到的怀特同行的弗兰西丝的死。从信件开篇的那一句人物死亡的论述开始，怀特医生五次用同一种话语来强调这种死亡：“傍晚的时候，弗兰西丝在一次心不在焉的空袭中丧生了。”在小说中，这句话出现了相同的四次，每次都会略增加一些描述，然后继续进行讲述。这个叙事的技巧一方面增添了对怀特医生悲伤情绪的营造，更重要的是将弗兰西丝为革命死亡的结局平添了残酷与荒诞的气息。正如在第五次叙述中，弗兰西丝的死亡过程被详细描述，让人惊心动魄，而其死亡的原因，则是“在一次心不在焉的空袭中丧生了”，且“只有两架日军的飞机参与了这一次空袭。它们好像是在返航的途中偶然遇见了我们的队伍的。”
关于这篇小说，最后，我们还得返回“天堂”这个概念。作家为怀特医生的心灵独白设置了父亲的遭遇，父亲因为曾经作为随军翻译而有机会保留了这封书信。父亲和他的领队都得以在其所理想的“天堂”工作，但后者却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批斗会上死去，父亲本人也最终被判处十年徒刑。曾经向往的“天堂”，竟是如此。更为令人惊叹的是，作家在最后写到了父亲对于“天堂”的新认识：“这十年的囚禁生活是我父亲的‘天堂’，因为他从此就完全‘觉醒’了。这觉醒使他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与自由。”由此，作家薛忆沩才最终完成了对于“天堂”的第四个层面的阐释。还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对于欧美小说技巧娴熟的作家，这种对于一位加拿大支援中国抗战医生的内心描述，也是一种试图以欧式语言来讲述故事，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的“间离”效果。而结尾处父亲对于“天堂”的真正理解，又似乎回到了费正清有关中国人在启蒙觉醒上的“冲击—反应”模式，因此，这篇小说的思维方式也应是西方化的。
罪与罚的不等式
清寒的小说《七宗罪》（《山花》2013年B5期）显然借鉴了西方宗教的教义，七宗罪是七种人类的原罪，也是七种人类恶行的总结。或许是David Fincher执导的同名电影太有名，造成我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念，因而在未读这篇小说之前，原以为这是一篇让人读来颇有快感的小说。但侍读了其中的第一篇《色欲》，却发觉完全相反，并无有关“色欲”的任何描述，而只是写了两个潜逃罪犯的极度恐惧，以及他们最终走向毁灭的心灵旅程；再如《贪食》一篇，竟也完全没有暴饮暴食的任何场面，而是写一个发廊女杀掉压榨她的雇主，又畏罪整容躲逃的故事。读到这里，我似乎终于明白，作家并不是如我所愿，或者如常人的期待，而是剑走偏锋，甚至是别树新意，诸如用恐惧来写对安宁的极度渴求，如人之色欲；用纯粹博大的爱来表达憎恨的极限，是爱与怒的错位；用煎熬的决定来写心灵深处的信念，是真实的傲慢；用单纯的幸福来对应悲伤的复杂，是无奈的嫉妒；用母爱的丧失来写施罪者的可憎，是对贪婪者丑恶的揭示；用对美好的向往来表达令人绝望的黑暗，是贪食者毫无节制的悲剧。七个短篇小说，七个故事，七种对于人性的深刻观察。这篇小说出乎我的意料，它在精神的高度上远远超越了那种直接性地阐释。
呈现罪行与丑恶不是作家的职责，无论其如何生动也如何详细。当下的文学创作，我们不乏这样津津乐道的作品。但清寒的小说《七宗罪》既没有展示这种吸引眼球的快感，更没有把对罪责的道德审判作为书写的律令。这七个故事，《色欲》一篇，《暴怒》一篇，《懒惰》一篇、《贪食》一篇，都是直接从罪恶者的本身来写，但没有道德批判者的俯视与傲慢，也没有对于罪恶者的罪行进行细致地描述，而是冷静、细腻又带有对罪恶者理解的笔法来予以刻绘；再如《嫉妒》、《傲慢》和《贪婪》三篇，也并非直接来描述罪责者的种种罪行，乃是从其对手、亲人乃至受害者的角度来出发，从而对照出恶之虚弱、恶之可悲以及恶之残忍。其中两篇，我分外喜欢，一篇是《嫉妒》，写有罪者死后妻子如何悄悄回乡将其埋葬，又如何无奈地树立无字的墓碑，其间的爱与悲伤，同样令人欷歔和感动；而写到有罪者幼子的寥寥几笔，可爱而温馨，令人感伤，却将犯罪者的罪行以及其所带来的惩罚，从一种更为深邃的形式表达得淋漓而深刻。另一篇我喜爱的是《贪婪》，作家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以拟人化的口吻，描述了藏羚羊被猎杀者追捕，最终失去母亲的悲伤与孤独，也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捕杀者的残忍、冷漠和贪婪。此一短篇，温暖而细腻，晶莹又玲珑，它将这个系列性的小说带入到了一种哀而不伤的境界。
我喜欢这种散发着智性微光的写作。本应是对七种罪行的阐释与批判，却写了有罪者的反思、自责、悔悟、清醒、沉思，它只不过是借用了“七宗罪”的形式，而在更深层次，我以为，那是作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的一种精神内蕴的继承。也因此，这篇小说或许是清寒向托翁表达的一种个人致敬。我为此看到了一个有罪者心灵的搏斗、精神的煎熬、灵魂的疼痛、思想的醒悟，以及其带给这个世界的各种悲伤。显然，这是一部精心构思，立意甚高的小说。它写罪，但更是在写罚。但由此，又感其不足。作家在小说开篇特意交代背景，乃是故事均与现实中的一场打击犯罪的“清网行动”有关，于是乎，七个故事均写到了有罪者的结局，他们或者是自取灭亡，或者是投案自首，或者是幡然醒悟，或者是受到应有的惩罚。由此看来，这个系列性的小说又似乎隐约有着一种教化与颂扬的意味。这种对于有罪者的处理，并非不要我们来惩罚恶，而是在描述了罪恶者的疼痛与煎熬之后，本应该留有更大的空间，而不仅仅是现实世界里的惩罚，更不是简单的肉体终结。这种单一化的处理，乃是放大了罪，而减少了罚。
重建生活
一篇好的小说一定是多解的。或者可以这么认为，好小说是在读后让你有多种的理解和阐释，甚至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解读它，体悟它。诸如蒋韵的中篇小说《朗霞的西街》（《北京文学》2013年8期）便是如此。如果简单地看来，这部没有详细写到战争与革命的小说，却写了曾经的战争与革命带给普通人，乃至他们后代命运的深刻影响。这种带有“重述革命”意味的宏大主题，却被隐藏在一个家庭，乃至一对夫妻的细小叙事之中。小说前半部写国军营长陈宝印与兰花儿的爱情，却不写意识形态，也不写革命风云，而只写儿女情长，写战争下人心的惶恐与不安。
蒋韵不愧是运笔的高手。小说的前半部既有草蛇灰线，又有故弄声势，但几乎每个细节都为兰花儿隐匿丈夫作着精心的伏笔，直到这个“惊天”的秘密被揭发出来。如此，小说的前半部犹如谜语的出题，后半部则是细细回答的谜底。兰花儿如何藏匿，陈宝印何以生存，乃至作为“战败者”，他们八年来小心翼翼的“地下”坚守。这一对生在乱云飞渡与革故鼎新年代的小夫妻，他们在极度的艰难与恐慌中生存，战争是多么令人恐惧，革命又是多么得残酷，而亲情与人性却永远是那么得温暖。我读这篇小说，为人物的命运叹息，也为时代的吊诡而感慨。显然，这部小说对“革命”进行了祛魅，只留下了人间世俗的生活本真，它宁静、鲜活，也富有力量。
然而，想来这并非是作家蒋韵的初衷。小说名为“朗霞的西街”，那么，主人公自然不是国军的低级军官陈宝印，也不是细心维护他们夫妻秘密的妻子兰花儿。这是一个关于小女孩朗霞的故事，是她的成长史，也是她的精神史，是她在从童年到少女时代中对于世界充满热爱，再到失望，乃至绝望，最后又获得重建的挣扎与蜕变。为此，蒋韵不惜在小说的上半部精描细绘，仿佛工笔画一般来描述朗霞生活的斑斓世界。在这篇小说中，蒋韵用了两个人物来完成对于朗霞的精神生活的毁灭与重建。一位是同龄伙伴引娣的姐姐，为了隐藏她与老师的不伦之恋，而不惜揭发这个足以毁灭其整个家庭的秘密。人性的黑暗在那一瞬间被放大，而它也改变了朗霞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
如果小说到此结束，这故事依然完整，但一个优秀的作家绝不是只提供和展示给我们没有希望的绝望与黑暗。否则，再好的小说也是平庸的。蒋韵精心安排了另外一位人物——县城医院的赵大夫。这是一个理想的人物，虽显刻绘单薄，但他挽救了一颗绝望的心灵，也使这部小说得以卓尔不群。在小说中，赵大夫追求作为国军军官遗孀的兰花儿，本身便是带有一种不惧世俗的勇气，而他的儒雅，以及被拒绝后的大度，均与哪个时代相比，可谓是格格不入。正是他给予朗霞一家遭受劫难后的持续接济，才让朗霞重拾了“西街”的童年。生活也由此得以重建。那么，一个人的举动可以毁灭掉另一个人的全部世界，同样，一个人行为也可以拯救另一个人的所有未来。
致一代人的青春
弋舟的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十月》2014年2期）像一道谜语。作家为这道谜语设置了诸多或显或隐的提示，如果作为读者，熟悉并能够顺利解码这些隐喻式的提示，那么对于谜底的猜测便是容易的，也是准确的。反之，这篇小说读来则几乎就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文本。那么，不妨先从解读作家设置的谜题来看待这篇小说。若简单待之，这不过是一个有关自杀死亡之谜的私人调查。为此，作家设置了一个从异国归来的酒鬼画家“我”的视角。“我”虽为画家，却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且整日依靠酒精麻醉和寻找安慰。起初，这篇小说似乎是在探究作为“我”的朋友邢志平的死亡之谜，准确地说，邢志平是“我”的校友，也是一个表面看来的成功人士。在小说中，为了寻找邢志平的死亡之谜，“我”回忆了与邢志平的交往点滴，询问了他们共同的大学校友，也向邢志平大学时代的老师和他的情人进行了访问，随着故事的推进，“我”还与邢志平的前妻以及前妻现在的丈夫，同时也是他曾经的大学同学和精神偶像进行了交谈。所有的一切追问与回答，仿佛一个罗生门，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对于主人公邢志平，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缺乏安全感，曾有过一段极其尴尬的童年创伤，而“我”对于他的另一层认识，乃是将其理解为一个寂寞又敏感的双性恋者；在大学同学褚乔的眼中，邢志平则是一个被各种病患折磨的人，最后被诊断的疾病，更即便是患者中，也是万分之一的出现率；在其情人，也是大学老师尚可的眼中，因为一段不幸的婚姻，邢志平显得得十分得脆弱和孤独；而在他的前妻丁瞳的眼中，邢志平是一个被感情伤害而又自我放逐的人；在其前妻的丈夫，也是他的大学同学尹彧的眼中，邢志平是一个永远希冀保护的弱者，但最终却发现，他幻想乃至恋慕的保护者，竟是自己生活秩序的破坏者。甚至最后，“我”还发现，连邢志平自己的儿子其实也并非亲生。在现实的世界里，表面成功的邢志平，实际上处处失败。可以说，在不同的讲述和回忆中，都似乎触及到了邢志平的死亡之谜，尽管这些答案层层深入，但似乎都无法圆满地解答。显然，这些简单的世俗分析，对于邢志平的死，乃是如此荒诞而又虚弱。为此，每个回答者面对死亡之谜，也不得不怀疑乃至否定他们所提供的答案。
由此，必须从作家在文本中提供的另一层隐喻的解码来寻找谜底。正像那位曾经是邢志平的精神偶像的大学同学的姓名“尹彧”一样，这是一个充满了隐喻的小说文本。“我”作为画家，也是酒鬼，虽然以海归的身份定居国内，尽管没有后顾之忧和恐惧之感，但因为诸多旧事而不得公开身份；“我”迷恋酒醉的感觉，整日麻痹着自己的神经。听到邢志平死亡的消息后，“我”在酒馆喝酒时谈到了这个朋友的死讯——这个情景和气氛，极易令人想到了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那个辛亥革命后由热情到终而沉沦的青年吕纬甫的故事。也就在那个酒馆，“我”听到了由娄烨导演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那部电影有关青春与自由，抗争与失败。在电影中，担任主角的演员郝蕾演唱的一首歌曲，似乎为“我”寻找邢志平的死亡之谜，获得了一种若明若暗的答案。正如歌词所言：“所有的光芒都向我涌来/所有的氧气都被我吸光/所有的物体都失去重量/我都快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也就是说，邢志平的死亡，与世俗世界根本无关，这个兰城师范大学八九级中文系的学生，在经历了那个浪漫高蹈的理想主义时代后，忽然发现：似乎所有人都在背叛、遗忘和否定他们曾经信仰和追逐的理想，而他们曾为此奋斗、挣扎、煎熬和牺牲。
无论如何，在作家弋舟的笔下，邢志平都应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小说《所有路的尽头》则是描绘一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肖像。弋舟在小说中多次引用的博尔赫斯诗歌《雨》中的前两句：“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仿若某种神秘与诗意的奇迹突然降临。然而，在这个“空气真是糟糕透了”的兰城里，邢志平虽系成功的书商和富人，但落落寡欢，极为孤独，怀抱着对于神圣理想年代的幻想和憧憬，为此，他甘愿甚至不惜承受一切他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与耻辱。而那位名为“尹彧”的大学同学，现实世界的成功画家，曾经喜爱里尔克的诗歌领袖，在经过艰难的流浪生活后，终于还是归顺和臣服于世俗与现实。小说颇具有意味的一个细节是，尹彧的诗歌曾经风靡一时，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追求，但在邢志平的老师和情人尚可即将出版的书稿《新时期中国诗歌回顾》中，却因为学术因故而一字未提。是的，毕竟那个自由与浪漫的时代已经远去。邢志平终于以他的死，向这个平庸的时代抗议，也向他们曾经向往和追求的青春理想祭奠。——这便是谜语的答案。
讲故事的人
真正“好看”的小说，既是体现作家的写作功力，也是锻炼读者的阅读水平的。因此，“好看”在我看来，应该是好的小说值得一看，而并非只是看着很好和易于阅读。范玮的中篇小说《太平》（《当代小说》2013年12期）便是一篇让人读来兴奋的“好看”小说。简单来说，这篇小说可分成两个线索：一个是“我”和自己的女上司小白的故事，一个是“我”所讲述的有关太平这个地方的故事。这两个线索平行推进，也互相缠绕，彼此影响。“我”因为向曾招募自己进公司的女上司，也就是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小白，交代和讲述自己失踪四天时间的经历而最终赢得了她的原谅，而小白的聆听与参与，也影响了“我”有关太平故事讲述的节奏和方向。这篇小说的内核是“我”去太平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又分出两个线索：一个是“我”的父亲与他死去的朋友于勒的友情故事；另一个则是于勒与太平邮政局女职工张映红的爱情故事。这两个故事都被作家书写得扑朔迷离。
关于“我”去太平的故事，又有一个内核，便是关于父亲的好友于勒的死。“我”是十五年后带着父亲的这个疑问去的太平县，而在太平的整个过程，也便是围绕着弄清于勒的死来展开的。实际上，于勒是与张映红一起死去的。但由于小白参与了故事的讲述，造成了“我”的叙述重点由查问于勒的死因，变成了有关于勒与张映红的爱情故事。在“我”的讲述中，有关张映红身份变成了一个罗生门式的叙述。为此，小说分别用了警察、赌徒、六姑、胖老头、疯子青年等人的追忆，来完成对于太平美女张映红的塑造。在当年处理此事的警察眼中，张映红不过是一个妓女，因为嫖资的问题杀死了于勒；在偶然偷窥了杀人过程的赌徒看来，张映红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女人，因为某个争议乃至意见不合而最终意外杀人；而在旅馆胖老头的眼中，张映红是个十足的害人精，硬是把一个洒脱自在的于勒给折腾死了；而作为张映红的六姑，一个因为苦恋他人而终身未嫁的老女人，她坚持认为自己的侄女是一个为了爱情而敢于牺牲的烈女子；但对于广场上游荡的疯子，这个因为被恋人抛弃的年轻人，在他的眼中，张映红不过是男人们追求和较量的一个猎物。
关于父亲和于勒友情的破裂之迷，在“我”的故事讲述中也逐渐清晰。父亲作为张映红的追求者，在醉酒后希望于勒能够选择放弃，而父亲作为太平县的粮食所所长，曾多年来施恩于作为外来者的流浪汉于勒，但却使得后者产生了一种被人利用和算计的耻辱感。于勒的死，在故事讲述中并没有详细交代，但通过整个故事的讲述，似乎可以如此推测：于勒在知道“我”的父亲对于张映红的多年暗恋之后，希望情人张映红能够选择自己的好友，但遭到张映红的激烈反对，最终两人双双殉情。这个推测，符合胖老头对于于勒的勾画，乃是大度，讲义气，知恩图报；也符合六姑对于张映红的想象，侄女维护了爱的尊严，绝不愿去做交换的礼物；而张映红的气急败坏，也显然符合赌徒所偷窥到的一切。
此篇小说颇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给小白的故事讲述中，采取了两个手段：一是根据小白的要求，“我”作为文学爱好者，库尔特•冯内古特小说迷，可以采用小说的手法来交代，于是“我”在故事的讲述中，尽可能地采用各种现代叙事的方式，并使得“我”的太平经历具有了一千零一夜式的勾人兴致，同时也使小说本身变得十分的复杂和精致；二是“我”因为与小白同在一个公司，故而“我”的故事讲述，大多是依靠网络交流来进行，由此又造成了故事叙事的简洁和散碎，甚至被时常打断；同时，也因为这种虚拟的交流，使其有了一种虚幻和鬼魅之气。在这篇小说中，“我”通过网络向小白讲述了自己失踪四天前往太平县的故事；而在讲述中的太平县，五个不同的人以回忆的方式向“我”讲述了张映红的爱情故事，当然，小说《太平》则是作家范玮讲给读者的“好看”故事。
为新故乡作传
如果说文章有载道与言志两种，那我以为，小说也可如此分类。读田耳的中篇小说《长寿碑》（《人民文学》2014年3期），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在当下形形色色的小说写作中，大体看来也无非这两种，载道者表达对现实人生的关怀，言志者抒发一己之喜怒，前者多沉郁，后者多活泼。田耳的这篇小说，看似下笔沉着，不疾不徐，却绵里藏针，十足得痛辣和锐利。显然，此乃载道之作也。小说写了乡村里的新任县长急于让山区穷县脱贫致富，百思之后乃有一计，便是申请该县成为国际长寿县，由此可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促进经济，一举脱贫。但不想，计策虽好，实现却难，该县实际上并非具备资格，于是，为达标之计，不但出台了种种的招数与对策，还搞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闹剧。读此小说，颇感荒诞，但静心一想，却又十分地合乎情理。因而，此小说之妙，还在于读后的会心一笑，乃至笑后的无奈与哀叹。
我喜欢田耳的这种笔调，既沉着，又冷静，显然还是克制的。作家在小说中特意塑造了乡民龙马壮一家的遭遇。因为申报国际长寿县必须达标，龙马壮的母亲虽尚未够百龄高寿，却提前晋级，成为寿星之列，为此，必须篡改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甚至还必须修改由此带来的伦理秩序。龙马壮的母亲由此成为其祖母，中间还必须多出一个已经死去而又本不存在的父亲。后果还不止于此，龙马壮的母亲还尚健朗，常做活计，但寿星一旦提前颁授，却遭受各种限制，身心也遭非议，竟不久亡故；更离奇地还在于，此间寿星的相关配套计划，还有“长寿碑”一说。于是乎，龙马壮母亲的墓碑上便必须留下擅改后的伦理秩序，也就是说，作为乡人极为重视又有流传纪念意义的碑文上，龙马壮必须成为自己母亲的孙子。田耳笔下的“长寿碑”，寓意深矣。“长寿碑”，便是“长寿悲”也。想来，这诸多荒诞之举，在作家的笔下，本可以更为离奇和出彩，但作家笔触却克制。以长寿碑来为小说作结，可谓举重若轻之笔，万千滋味尽在其中。
不知道田耳对于鲁迅有无深刻研究，我读这篇小说《长寿碑》，却觉得这既是一曲有关现实主义的批判力作，又更是对于当代国民性的一种辛辣的漫画式嘲讽。竟也令我想到了鲁迅小说中的世界和人物，甚至还有鲁迅独特的叙事方式。小说采用了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回乡——离去”模式，但相比也更为现代和复杂。这篇小说中，以作家戴占文回乡见闻的眼光来记录，又以乡间新富的亲戚亮才的诉说作为整个事件始末的解读者。其间，又寥寥数笔写到长寿计划的设计者县长严介杨和作为整个方案谋划者的办公室主任老吕，也是前文化馆的创作专干，曾为戴占文刊发小说的同乡文学前辈。而作为整个事件的承受者与受害者的龙马壮，却始终对此事未曾发言，保持了沉默。于是，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观察和聆听事件的发展，现场的旁观者回忆和解读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幕后策划者的苦心掩饰乃至执行者的另一番解读，而故事的主角保持了始终的沉默。
于是，读毕小说，又生一念，乃是鲁迅的时代已过近百年，但先生所批判的国民性似乎并无任何长进，甚至还有退步之嫌。诸如作为回乡文人，戴占文并不是如鲁迅笔下的彷徨启蒙者，而是虽有怜悯和恻隐之心，但更多的则是一副帮闲文人的形象。如此，在这篇小说中，便形成了这样一幅幅具有鲁迅小说特色的人物典型：作为回乡者的文人戴占文，为了报恩与虚荣，参与了这场人间悲剧的策划，乃是“帮闲文人”之代表；而作为长寿计划的整体执行与谋划者老吕，其热心之姿态，参与之雄心，显然是“帮忙文人”的典型；作为新富阶层代表的表哥亮才，则是“看客”之个案，虽旁观者清，却有借机得利的可恶；而作为故乡最高权力者的严介杨，乃又是一副两面讨好的投机嘴脸。最令人慨叹的是事件的主角龙马壮，本该是多么英气的名字，却只是一个受害的沉默者，他的卑微、无奈、忍受，代表着最底层如“闰土”一样的“沉默大多数”。
原载《北京日报》2014年1月16日、1月23日、2月8日、2月13日、2月27日、3月13日、4月3日、4月10日热风副刊“文坛过眼”专栏
朱航满，1979年生，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主要兴趣在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写作。已出版读书随笔和文学评论集《精神素描》（2009）、《书与画像》（2013）、《咀华小集》（2015）、《读抄》（2016）等。编选花城出版社2012、2013、2014、2015、2016《中国随笔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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