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的《朝霞》在形式上无章可循，读来艰难，却也可以读得放肆。小说就像烧荒的野火，浓烟滚滚之中，不定从哪腾起一片，又随即隐去。故事、对话、梦境、笔记、自言自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段将出现怎样的跳跃，但也许会因此而渐渐适应《朝霞》的颠簸，如同乘上长途巴士，也不急于到达那个所谓的终点，就任凭它晃晃悠悠跑下去吧。
邦斯舅舅的故事被突然打断，当然它原本也没有开始或结束，而一个“我们”的出现让人不觉呀然一惊。为什么是“我们”？小说里潜伏着太多的“我们”，可以是邦斯舅舅和朱莉，“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可以是阿诺、马立克、李致行、孙继中，因共同的生活被绑在一起，分不开；可以是沈灏妈妈和李致行爸爸或者翁柏寒和翁史曼丽，掩饰起各自的禁忌和秘密；也可以是何乃谦、浦卓运、马馘伦，深藏不露，却又忍不住似的对起“八奸”的暗语；还可以被“他们”称作“社会寄生虫”，“不劳而获剥削阶级，我们最不体面，虽然他们脚上有牛屎，他们还是比我们干净，我们生命意义在于赎罪，重新做人，我们权利应该被剥夺，我们心甘情愿丧失不应该属于我们的一切，我们必须卑怯地苟活，遭蔑视，我们理应厌恶自己，我们的原罪就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有钱，现在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等待着地狱的火焰”；甚至可以是耶稣、马克思、韩非子、弥尔顿、马基雅维利，在不停地对话、辩论。仔细想想，这些“我们”大都存在一个非常严格的边界，有的是日常、有的是欲望、有的是思想，有的是他者或复仇之心。它们凑在一起可能会拼出一个“20世纪70年代”，但又有谁能狂妄地独自代表一座城市或一个年代？毫无疑问，在吴亮那里，《朝霞》仅写给那个属于他的“我们”，当然每个人都有可能从中认领一个独有的“我们”。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时代境遇在小说中建构起多种属于20世纪70年代特定人物的独有经验，它们从整体上呈现了一种年代的复杂和小说的开放式应对。但是一个坚硬的“我们”又让小说极其封闭，因为里面有太多心照不宣的言语，它就像携带着一个异常隐蔽的标记，对视、沉默、不动声色地在人流中发现自己的救命稻草。
在属于“我们”的20世纪70年代和“我们”的上海，一个人的身份、视野、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都是特殊的。它在挑战着某种所谓的普遍，成为一个被叙述的时代的反例，在“我们”和世界之间生成了饱含拒斥又颇带暧昧的政治与文化的张力——“旁观者态度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他许多经验都由观察得来，还有良莠不齐的阅读，饥不择食的阅读，沉溺在形形色色的书里，世界消失了，世界在书本中，世界在世界里，所有关于世界的概念与描绘，用来掩盖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被这个世界封锁的另一个世界”。也许在有的人眼中，阿诺、马立克们就是20世纪70年代上海的旁观者或局外人，他们貌似游离于20世纪70年代革命的热浪之外，形单影只或三五成群地在“文革”的躁动中“忙里偷闲”。时代的整齐划一非但没有让他们丧失个体的存在感，反而使其得以在一些封闭的环境中毫无顾忌地表达、对话，在一张病假条中发现着日常生活的策略和乐趣。然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旁观者或局外人就成了一个问题。阿诺成为“旁观者”的前提并非是主动的游离而是无可奈何地被驱逐出时代的权力和话语体系之外，他看似自生自灭，却又不得不面对着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监管、控制。而对于他来说，其实也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局外人，他从来没有停止对这个国家的观察和思索，他不仅仅满足于一种“我们”的自在，更想向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最终证明“我们”的正确和“他们”的荒唐。也正因如此，带来了外界对他们更加尖锐的刺痛和他向外的异常敏感。就像10岁那年困扰着沈灏的问题——“女人的身体会不会背叛她的阶级属性，背叛她的自尊和恐惧”——这些被强加的话语将不断地敲击着一个孩子或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自然认知，他后来固然可以通过欧洲爱情小说和笛卡尔的灵魂假设来验证自己的判断，但这个过程必然是艰难而痛苦的。可问题是，沈灏的判断何以需要经过如此艰难的验证？在别的地方、别的年代他的问题也许不能成为问题，他的判断也仅仅是最普遍的常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政治上的转变带来了文学世界中日常生活的“翻天覆地”，呈现出的是一个类似于负片式的时代场景，而从主义到日常“上传下达”的链接安然无恙。就像《朝霞》中凭空降落的声音：“必须把这个隐藏着的历史从光天化日之下再次以文学的方式隐藏起来，不是揭露和控告那些早已作古的偶然性，也无须推翻他们的定论，只有这样一个观念才是符合文学伦理的：将芸芸众生从记忆的瀚海中打捞出来，即不是个人诉讼更不是集体纪念，遗忘不可能被复原，遗忘必须由想象去替代，这里没有所谓的真实，所有的真实都带有必要的谎言，这里也没有绝对的谎言，谎言不过是一种无法面对的真实之求生策略，它是一种失去乐园之后的倾其所有，交出去，交出你的一切……”伴随着《朝霞》情节与故事相互断裂、冲击又浑然一体的形式，我们不得不去接受小说里因果相生又拒绝走向“必然”的自负的那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斗志昂扬的时代掩盖不了用一张病假条自我放逐的暗自得意，劳动模范八级技工阻止不了“以专业态度玩物丧志”，无产阶级的荣耀取代不了咖啡馆里的浓香和一只浪琴表的诱惑……光天化日，潜流暗动，它可以是消解，可以是嘲弄，却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盲目。相反，小说呈现出的是硬壳和硬壳之下最柔软坚韧的部分，改天换地的政治理想同样包裹着人情的狡黠与酸涩。《朝霞》拆开了让一个时代更顺畅或更体面的文学权力的包装，主义的归主义、思辨的归思辨、故事的归故事，即便以谎言描述谎言，人们也不会对谎言信以为真。
对于《朝霞》，与其说故事中穿插了大量的议论，不如说是这些议论、札记、自言自语需要故事的润滑和稀释。其实在小说里我们也能隐隐感受到，讲故事的吴亮向来都是从容不迫的，但在那些故意切断故事的字句背后，却坐着一个澎湃飞扬甚至有些杀气腾腾的吴亮。几年前读《我的罗陀斯》，总觉得里面有一种欲言又止的尴尬，待到《朝霞》，虽说不是百无禁忌，至少要畅快得多。20世纪70年代在有些作家那里可能是块沃土，它提供了所谓历史或现实的资源，可以用来讲故事，但它在吴亮这里却不仅仅是记忆更像是讲坛或沙龙，变成了一个可以充分表达的话语空间。吴亮显然不满足把笔触停滞于记录或想象20世纪70年代上海的生活片段，那些沉积了半个世纪的记忆终究会化作可以和盘托出的态度、思辨和见识，缺少这一部分的20世纪70年代不可能是完整的。但20世纪70年代也在延续，即便有了《朝霞》，我们也说不清吴亮的20世纪70年代还将会如何生长。不得不承认，《朝霞》是一部让人为难的小说。其中的议论、札记相互交错、前后照应，大张旗鼓又暗渡陈仓地完成了对小说的阐释，仿佛让人看到此时的吴亮已经轻松地躲到一边，叼起雪茄看热闹。而我们只能从一个小小的切口成为吴亮的“我们”，但最终也只能做一个心藏热情的旁观者，就像在偷窥别人的通信，你无论如何都要压抑惊喜压抑共鸣，而装成一个若无其事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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