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70后”、“80后”批评家而论，由于他们自身的弱点和时代的限制，批评更加困难。他们多是所谓的“青椒”或“青研”，处在师徒、友朋、熟人等各种关系圈子之中，处在各种课题项目的包围之中，倘要秉持客观公正有很大的困难，但我们不能因此怨天尤人而不反思自省，消解对认真、公正、美好等事物的追求。像歌德那样将批评活动中事实感的缺乏归咎为人格的欠缺显得过于夸张，但混淆是非、模糊标准无疑会削弱批评的尊严和威信，式微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批评仅仅有爱也是不够的，还得有事实感。有事实感的批评，才可能有客观性、介入性和可信性，才可能发展出创造性的批评。“70后”、“80后”批评家功底扎实、眼光敏锐、视野开阔、才华横溢，他们以在场的姿态，积极地、不断地介入到作家作品和文学现场，已显示出蓬勃的生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70后”、“80后”批评家已郁郁葱葱、蔚为可观，虽未呈现出整体性的气象，但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极个别批评家甚至已光芒熠熠。这不仅仅由于他们的才华、睿智与努力，也缘于莫之能御的时光之河。“70后”批评家已过“不惑”，“80后”批评家也已“而立”。他们之间，最大的相差近10岁，最小的相差一两岁。因为早生或晚生几年，竟被荒唐地划为另一代人。且不论这种划分在学理上是否可靠，以及他们尚在发展之中潜藏的未知可能，如果硬要透过文学史这个窗口来定位他们，我们还是能归纳出一些特征：他们有着敏锐的问题意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但缺乏正确得当的甄别能力和差别意识，缺乏独立性、介入性和创造性，难以揭示出作品背后潜在的、作家难以表明的东西，尚未在个人批评和整体的文学思潮互动中建构出具有双向互动功能的批评话语，尚未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交错的坐标系中构建出文学及批评的清晰图景，搭建起个性鲜明的批评话语体系。他们或许已看到了兰苕之上的翡翠鸟，但还没有掣鲸鱼于碧海之中。
文学批评是一种寻找差异的审美活动，甚至可以说，寻找差异是一切真正批评活动的惟一目标。批评这个词源于希腊动词，原意为分开或选择，也就是区分的意思。批评不仅要寻找各个文本之间差异的准则，同时也要探求各个文本的独特歧义。就“70后”、“80后”批评家而言，他们的生活、教育和学术训练，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他们生活的时代理想主义已经消解，文学的价值等级层次解体，相对主义、折中主义甚为流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文学已没有了神圣性，已不是纯粹的精神上的追求，仅仅是一种职业或谋生的方式。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或新世纪初接受的文学教育和学术训练，重理论、轻阅读，愈是熟悉各种理论、各种主义，结果距离文学也愈来愈远，文学感受力随着理论的熟稔“七窍凿而混沌死”。关键的文本细读能力、整体透视能力孱弱，没有在经典和元典的涵泳咀华中形成稳定的审美感受力和判断力，这些都决定了他们批评的质量。
除屈指可数的优秀者之外，“70后”、“80后”批评，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屠龙派”。他们熟练地运用各种理论，寻找可以关在笼子里的鸟儿，解方程式地分析阐释各种创作现象和文学作品。任何作品经由他们理论的机床，都能变幻出令人目迷的眩晕。这种批评没有美感体验，难以揭示出作品的蕴含，痴迷寻找自己有用的材料，率尔操斛、侃侃而谈，滑行在表层，成为一种不及物的理论饶舌。并不是不能运用理论，而是必须考虑到理论的具体性、切合性和有效性。批评是基于个人审美经验上的审美判断，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必须是从作品到理论，再从理论来审视作品，在文学史的谱系和现实的文学场景中作出价值和意义的判断。从理论到作品的这种批评路径的倒置，使得批评不能“技近乎道”，成为一种无关精神和体验的理论表演和话语“屠龙”。二是“放大派”。这类批评不从作品的整体效果上去定位作品的价值，而是挑选觉得最有特征的部分，津津乐道，不舍琐屑。就像造房子，他们不去看这个房子造的怎么样，而是盯着这个钉子是哪个铁匠打造的，铁匠的铁又是从哪里购来的，为什么要钉在这里而不钉在那里，木材是谁加工的，瓦是哪里烧制的等等。我们看不到这座房子正面怎么样、结构怎么样，整体上是不是美观漂亮，是不是结实等整体性的关键评价。三是“拐弯抹角派”。这类批评征东引西、转弯抹角、犹豫不决、含糊其辞，看起来精致纤巧，却从来不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或由于自己本来就糊涂，或者因为某种文学之外的因素假装糊涂，这种旱涝保收的批评，将自己放在同批评对象同样的高度甚至更低，将自己发现的一颗小行星的意义阐述得比整个宇宙都大，没有识见，也没有判断，自然也没有力量。四是“印象派”。这类批评有着很好的艺术直觉和审美悟性，能够进入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能发现那些被低估或者被遗忘的作家，或能发现一些平庸作品的精彩之处。但这种批评容易将自我投入到批评对象之中，炫耀才情而无关作品，没有解析，排斥判断，如同木塞一样，浮在水面上。这几类批评，究其成因，最大的、最本质性的问题就是没有事实感。
知识的渊博是一回事，判断正确又是另一回事。批评是知识与思想、美感与经验、事实与判断力融合而成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结构和能力。知识、思想、理论、美感、经验等基本要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否则批评活动无从谈起。然而决定批评成熟与否，除了基于这些要素形成的美感经验之外，决定性的因素是事实感。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中曾提醒道：“批评家必须具有非常高度发达的事实感。这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或常见的才能。它也不是一种容易赢得大众称赞的才能。事实感是一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起来的东西。它的完美发展或许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点。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事实领域需要去掌握，而我们已掌握最外面的事实领域、知识领域，以及我们所能控制的最外面的领域，将被更外面的领域用令人陶醉的幻想包围起来。”在我看来，事实感不仅包括审美能力，也包括透视能力、判断能力和介入的能力。实际上，不只“70后”、“80后”，我们整个的文学批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事实感的缺乏和判断力的萎缩。我们的教育肯定聪明而不追求诚实，没有适合批评精神的社会土壤，“定于一”的文化心理也很难倾听不同的声音，容纳不同的立场。李长之曾大胆放言：“我敢揭穿了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焚书坑儒的倾向的，只要那书不是自己一派的书，儒不是自己一派的儒。知识分子之不能容纳知识分子，比什么都厉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稍有不同意见，就会被打入另类，甚至危及到利益和生存。因而中国人的事实感不强，独立人格很难形成，批评精神自然难以养成。就“70后”、“80后”批评家而论，由于他们自身的弱点和时代的限制，批评更加困难。他们多是所谓的“青椒”或“青研”，处在师徒、友朋、熟人等各种关系圈子之中，处在各种课题项目的包围之中，倘要秉持客观公正有很大的困难，但我们不能因此怨天尤人而不反思自省，消解对认真、公正、美好等事物的追求。像歌德那样将批评活动中事实感的缺乏归咎为人格的欠缺显得过于夸张，但混淆是非、模糊标准无疑会削弱批评的尊严和威信，式微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哪里没有对艺术的爱，哪里就没有批评，温克尔曼如是说。文学批评仅仅有爱也是不够的，还得有事实感。有事实感的批评，才有可能有客观性、介入性和可信性，才有可能发展出创造性的批评。“70后”、“80后”批评家功底扎实、眼光敏锐、视野开阔、才华横溢，他们以在场的姿态，积极地、不断地介入到作家作品和文学现场，已显示出蓬勃的生机。我们相信，他们必将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和理论体系，开辟出文学批评的崭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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