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全媒时代，批评家应该跳出传统的文学评价体系，以更宽广的胸怀接纳包括网路文学在内的通俗文学，或者说，批评家须怀有“大文学”的观念，将复杂多样的文学文本作分层化处理，而竭力避免对不同层次的文学进行错位的批评。
在全媒时代，批评家的任务，很多时候不再是在理论和文本之间转圈，给出从概念到概念的阐释。这是因为作为文本载体的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写作与阅读的深层变革，由此产生的新现象新问题都应该纳入批评的范畴。媒体变革带来的，是文学疆域获得史无前例的扩展。如网络类型小说在题材上的空前拓展、“跨界诗歌”在诗体上的尝试，等等，这些文学现象都召唤着批评的有效回应。新型通俗文学的“新”不仅在载体的更新，而是写作与阅读的整体性革命。如此，批评话语建设上，启用“大文学”观念乃大势所趋，随着文学作者、读者的分层日趋细化，文学发展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民间，化约到大众的日常美学中。
文学的分层呼唤文学批评的层级化。从传统理解来看，文学是对作家所生活的时代的审美解释，它发自内心，是个体心灵发酵的产物。这种观念的背后显然是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在作祟。在那种绝对的俯视苍生的启蒙者态度越来越变得暧昧化的境况下，若以这种观念来解读当今文学现实，其有效性何在？与此相对，当下的大众文化消费追求的是速度和平面，而极大缩减了审美过程和精神含量。这种文化消费整体上看是属于外向型的，从根本上说是对人本身的漠视。正如史蒂文·康纳所指出的，“网络小说既是疏离读者/观众的方式，也是使其习惯于那种疏离状况的方式。这样的小说从非理想的状态创造出了临时的理想状态。”可见，网络小说的写作缘于作者意识中的“非理想”状态，从这种“非理想”状态出发，所抵达的是“临时的理想状态”，具有即时性，就这点而言，它与纯文学的意义深度以及对终极性的追求相对。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下，重新发掘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成了极其紧迫和严峻的课题。
新媒体上文字与音像相交融的视听体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就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来看，这种融合的价值究竟何在？全媒时代的审美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作者/读者有何不同？这不能不说是全媒时代批评家所面临的新课题。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社会对整个人类生活方式、认知行为、思维形式全方位的影响下，既有的文学理论已经难以覆盖当下鲜活多样的文学生态，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普遍受到质疑。比如说，我们如何看待网络小说的繁荣？目前关于网络文学的批评，可以说大多是错位的，网络文学批评还处于探索期，批评话语有待充实和完善。比如，网络小说很繁荣，花样多，但问题也一大堆，如何雅化的问题上，批评能否做些建设性的引导？当然，网络跟帖也属于批评的一种，但它是初级的批评，往往只能纠正某些常识性错误，而深层次的问题还来不及作出回应。那么，就此而言，专业批评是否应该有所作为？
网络文学的发生和展开应该有自身的内部机制，而不必完全遵照传统纸媒文学的审美框架。相对于纸媒期刊作品，网络写作有更大的弹性和自由度，可以发挥天马行空的主观想象，而由于这种想象缺少网络文学审美机制的制约，文本更多地呈现出欲望狂欢的面向，一方面，读者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欲望，能在虚拟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但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中的精神风险相伴相随，那种虚拟性的宣泄虽然痛快，却有可能导致读者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人格分裂，迷失在网络的虚幻之境，失去自我，失去存在感。
以网络小说为代表的新媒体文学发展迅猛，很快掌握了市场主导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纯文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不是说新型通俗文学有朝一日就必然能取代严肃文学，而是说当下的文学生态处于一种纠缠状态，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所能廓清的。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相比，新世纪很少有作家遵从某个明确的流派或思潮来创作的现象，现代与传统、雅与俗在文本中的表现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我以为，这是中国文学渐入佳境的标志，也是新世纪文学最值得关注的审美脉象。以此为参照，如何看待麦家的小说和张欣的小说，如何看待莫言的《蛙》和余华的《第七天》，以及东西的《篡改的命》，对这些“跨界”作品(称之为“跨界”，是因为作品超越了传统/现代、雅/俗等界限，杂糅了各种新旧元素)，一般意义上二元对立的阐释，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显然难以涵盖。从文学资源上考察，新世纪文学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混血”状态，这是颇值得关注和深究的现象。
总体而言，网络文学经过1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进入雅化的初级阶段，那么，对网络作家而言，最重要的还应以内容为王，向文学经典靠拢，从经典中发掘出适于网络文学生长的元素，实现传统文学与新型传媒的最佳结合。对精英创作而言，作家应把着力点放在如何调整创作主体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和视角，以及如何提升认知水平，以实现某种穿透。而对批评家而言，面对雅俗态势异常复杂的新世纪文学，最要紧的是，如何突破既有的美学体系和理论框架，不断细化拓展全媒时代文学阐释的途径，而这也是新文本所呼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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