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不但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衣食住行、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天文及医学等各个领域。到了宋代，儒、释、道三教的日趋合一，一方面促成了中国佛教由盛转衰，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宋元以后佛教的进一步民间化、世俗化。
据载，佛教于东晋时即传入到了安徽太湖县境内，在如今寺前镇的大尖山建有佛图寺。北周武帝时期，禅宗二祖慧可以高龄千里南下，卓锡太湖狮子山、司空山后，禅宗即在以太湖为中心的区域阐扬弘化，以至进而“一花五叶，五宗七派”。尤其是临济宗杨岐派支下的白云守端、五祖法演、“演门三佛”(佛眼清远、佛果克勤、佛鉴慧勤)，更是于太湖丕振宗风，一度将太湖推到了中国禅宗中心的地位。元、明、清以降，以至民国与当今，太湖也是灯灯续焰。这样，佛教，尤其是禅宗，对“隋唐五代宋以禅学显，明清以科举显”的太湖县民间生活习俗及思想文化等的影响必定是多方面的，也是极为深刻久远的。
作为中国禅宗发源地的太湖，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冈陵起伏、山清水秀，十分适合于茶的生长。当年二祖慧可卓锡狮子山时，为打坐葫芦石，弘化达摩禅，春采山中野茶，精心研制出一种外形紧结卷曲、色泽翠绿、白毫显露、形似半月、香气馥郁的绿茶。以山中不涸泉煮泡，会还原出山茶本有的叶形、绿色与清香，一如大道归真。一杯绿茶下肚，不但香甜可口、生津解渴，而且定昏制睡、安神补气，犹如醍醐灌顶一般，让人顿悟佛之真理、禅之妙谛，大有超凡脱俗的意趣和神韵。二祖慧可在狮子山中由茶入禅、由禅解茶，以茶待客、借茶阐法，茶之美味，禅之意蕴，让人深明禅茶原本一味。时间长了，附近山民也渐渐向二祖学到了禅茶的制作技艺，并深深爱上了饮茶，把出世的禅道、茶道传入民间，将其融入到世俗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唐至宋，许多禅门大德卓锡太湖，由于农禅思想的影响，太湖种茶、制茶、饮茶更是蔚然成风。禅师们由茶入禅，由禅到茶，相得益彰，禅宗文化由此得到发扬光大，也使太湖发展为全国著名的茶乡。除寺院外，太湖山里山外的农户不光田埂地坝广种颗茶，而且还辟有成片成片的茶园。太湖黄大茶、谷尖茶可谓闻名远近。最有名的当数天华尖及其西北麓的刘畈乐盛与南阳河口一带所产的茶叶。1986年，在全国著名茶学专家陈椽教授亲临指导下，经反复研制，恢复创制了太湖历史名茶——南阳谷尖，并更名为“天华谷尖”。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饮后，挥毫赋诗：“品遍锡兰和宇治，清芬独赏我天华。”“阅世得当开口笑，举杯相劝太湖茶。”除此之外，还有南乡的香茗山，即因产茶而得名。明初翰林学士解缙在其《香茗山》一诗中写道：“山岩殷窦簇朱砂，香茗丛生蓓蕾芽。”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山中茶叶之盛。有可靠史料记载的，如唐代茶圣陆羽在其《茶经》中，写有“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并自加注云：“舒州生太湖县潜山者，与荆州同。”敦煌遗书《茶酒论》载有唐代之前太湖县从事茶事者收入丰厚——“舒城太湖，买婢买奴”的盛况。宋元时期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征榷考》载，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全国设有六务十三场以榷茶，其中即有太湖场。据《皖志综述》载：“北宋设有太湖场，管理茶园生产和茶叶专买。淮南十三处山场的茶叶专买量，舒州太湖场一度占居首位。”乾隆《太湖县志》载，太湖芽茶曾被列为户部贡品。
太湖人爱饮茶，以至人际交往中少不了请人喝茶，也常以茶馈人。称送人行资为“茶钱”，馈人糕点曰“茶食”。过去太湖城乡茶馆比酒店还多。以前，太湖普通老百姓惯以壶泡茶，用碗倒些“茶娘”再兑上热水喝，只有那些大户人家才讲究用碗泡着喝。这不仅与经济条件有关，更与佛家倡导的节俭惜福有关。说茶有茶神，没喝清汤头就倒了，将会“一滴黄茶三分罪，三滴黄茶罪不轻”。太湖人不但爱饮茶，而且常以茶为佐料，制作出茶叶蛋、茶干、茶饼、茶糕等，这些都是人们常见爱吃的食品。
太湖人信佛，中老年妇女特别崇奉观音，亲切地称之为“娘娘”、“观音老母”。婚后不育或生女不生男的妇女们，拜的就是观音。太湖除了观音寺、观音庵、大士庵、白衣庵、准提庵(准提菩萨密号最胜金刚，又云金刚母。禅宗将准提菩萨视为观音部之一尊，深加尊崇)外，许多寺庙都建有观音阁、观音殿之类。过去有些大户人家还建有家庙，辟有佛堂、静室，以供观音佛像。每到农历六月十九观音菩萨成道日，许多寺庙都要举行观音会，认为这天念佛、诵经、持咒、放生尤具大功德。旧时，太湖人家小孩出生，惯请先生掐八字算命。若是八字不好，男孩难养的往往上庙寄名，或拜和尚为师傅，或直接取个“和尚”小名；小孩病了或生疖生疮之类了，要化米做粑，有的还要化边角布料做百衲衣穿。太湖人主张上庙前要斋戒，进了寺庙应合掌下拜、上供，抽签卜问吉凶；家中有了不吉之事，要延请僧尼做法事化解；寺里的东西不可动用，庙基上不得建筑房屋等。为了表示对佛的崇信，除居士外，有许多人不但不杀生，而且还在家里吃“花斋”(不能完全不吃荤腥的人，在特定的时间里吃素的一种方式)；农历初一、十五等日子要上庙进香，为寺庙做杂役；许愿后要还愿，一般是供香油、送软匾之类。不仅要敬佛，对出家人也须敬重有加，见了称师傅，有的还要致礼；来化缘的，多少都得随喜行些布施。
佛教丧葬观也对太湖颇有影响。太湖民俗相信佛家宣扬的六道轮回及十八层地狱之说，人死了，有的不是请道士做斋，而是延请僧尼超度，以求脱离苦海、往生极乐。人死后，还要“做七”。“一七至七七日，作佛事课状。”“湖俗不行虞祭，而逢七作佛事，谓之烧七。”“虞祭”，即周代时“国人”于父母葬后迎其魂灵于殡宫的祭祀仪式，“虞”就是“安”的意思，即让亡者之灵得到安息。随着“礼崩乐坏”，最终流变成了通行民间的“做七”习俗。学者多认为“做七”习俗来源于生缘说，形成于南北朝时期，至唐初走向世俗化。因为佛教以为人生有六道流转，在一个人死此生彼之间，有一个“中阴身”阶段，如童子形，在阴间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若七日终，仍未寻到生缘，则可以更续七日，到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所以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须逢七举行超度、祭奠。其次是佛家的薄葬观对总体上相对贫穷的太湖影响较大，十分适合百姓的心理需求，厚养薄葬之风自古至今未变。第三是佛家的丧葬方式——荼毗火葬法。虽然太湖自古流行土葬，但大的寺庙建有火化亭或简易火化炉，许多在家居士及附近贫困村民去世后，亦有选择火葬的。
佛家的教义很多，对太湖百姓思想影响大者，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思想。尤其是禅宗六祖慧能所提出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等朴素的“人间佛教”思想。太湖人一贯主张和邻睦族、扶危济困，修桥补路、建亭置渡、设茶施粥等兴办各类社会福利事业者，代有其人。如清代的义门陈氏，上自合水涧，下至新仓，沿河多置义渡，以利行人。监生陈世范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县东汪洋铺驿道上所建的四墩五虹五梁的汪洋桥，至今仍风采依旧。寺前河经七里庵至黄岗畈的石板山道，即黄岗李氏于清末所修。花亭湖村姜家岭李清终其一生，乐善好施、籴米赈贷，捐建北关外浮桥渡船，捐租于花凉亭中施茶，邀捐倡建北关内敦善堂、沙河畈义仓，修筑新开岭山道等等，不可胜数。其子李振翥，系清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官至天津兵备道，亦子承父志，多有捐建。李杜周栻卿生性刚直，专好打抱不平，他不但于民国三年(1914年)在家乡邀捐集资，主修了沙场畈大河两墩三虹三梁的梭子墩平桥及附近小河上的罗山桥、育虹桥等，并于柿树铺(现被花亭湖淹没)主持大义仓，以济贫困，时安徽督军奖赠“急公好义”匾高悬于仓厅正堂，以示表彰。而当代佛教领袖赵朴初先生，更是继承并光大了延续400多年的太湖赵氏家风，致力于“人间佛教”的伟大事业。他光辉的一生，为家乡的发展、国家的繁荣、世界的和平，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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