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费孝通先生（前排中）生日时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师生们的合影，照片中的许多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方李莉供图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上。在世界许多国家开始出现民粹主义，关起门来扫自家雪的时候，中国却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快速地迈向全球化；其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正在呈现一股文艺复兴的趋势。100多年来，中国第一次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感到由衷的认同。在民间，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复兴，以及传统审美的认同已成燎原之势；生态文明、绿色革命正在唤醒中国农业文明中的诸种智慧，包括“二十四节气”这样的农业知识也开始受到关注。
这样的现象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股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浪潮，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文艺复兴最终带来的都是一场新的变革，预示着整个人类又在经历一场新的社会转折。这一转折的高潮有可能将人类带入一个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需要对自己过往的文化进行反思，如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与其他文明相处，才能做到与其他的文明“共存共荣”？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做到在充分的“文化自觉”中走向“文化自信”？今天，我们重新解读费孝通先生在20年前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可以为今天的文化实践提供有益的启迪。
“文化自觉”思想的提出
20年前，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思想，那是在1997年的北京大学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会议上。当时，费先生说，“文化自觉”4个字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人们希望了解，为什么在多种文化接触中，会引起人类心态的变化？但费先生说，他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看到的，而是在中国的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看到的。
当时，费先生正在主持一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调研活动，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这些人口较少民族怎样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存权？是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完全融入到汉族文化里来，从而放弃自己祖祖辈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吗？
沿着以上的思路，费先生开始考虑中国文化应该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为此，他对中国近百年来面对中西方文明碰撞所带来的纠结作了一个梳理。他说，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开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即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费先生有一个较长的论述。他认为，中国最早面临全球化，应该是从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开始，那是中西方文化碰头的最初阶段。那时，中国人非常自信，认为中国是泱泱大国，所有的外国人都是蛮夷之人。当时，英国人为了开辟中国市场，来找乾隆皇帝谈判时，乾隆皇帝不但自信，还很自大，要来者下跪，不愿跟对方平起平坐。
到清末，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当时清政府上层看到中国的物质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在强悍的西方物质文化面前，中国人投降了。但即便这样，中国人仍然认为，我们落后的并不是文化，而只是技术。所以当时中国人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即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学习西方的技术。
到五四运动时，中国碰到的问题已不是借用一些“西学”就可以解决的了，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于是出现一个新名词叫“全盘西化”，所以“五四运动”又叫“新文化运动”。
归结起来看，无论是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
费先生对中西方文化碰撞历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从不屑到认真对付，再到全盘西方化；而对中国自身的文化态度，则从自信到半信半疑，再到全面抛弃。
中国文化的“归属”
费先生梳理这一过程的目的，是为了反思和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所以，他提出来：能不能在传统文化里找点好的东西，在今天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是什么？这是他晚年一直在思考和纠结的问题。
费先生曾对笔者说：“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那么，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怎样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种子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在晚年，费先生经常阅读钱穆、梁漱溟、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前辈学者的著作，并说，“我到老了以后想到了两个字：‘归属’”。在一次和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园先生对话时，费先生谈到，“文化人要找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在找‘归属’。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学西学，都没上过私塾，我是从人口手足开始启蒙的，上的是教会学校，最后到英国留学，我的国学底子是不够的”。
李亦园先生认为，费孝通先生一开始就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想法，这是从旧学出来的学者很难提出来的。他提出的理论是一个有国外经历和西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提出的对自己民族的看法和理论，这个理论架构是有长久生命力的。费先生并不满足于西学的训练，而是能从西学的功底中去重新理解并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学贯中西，因此他对问题的看法才能比其他人站得高。
在笔者看来，费先生晚年谈到的“归属”，有双重含义：一重含义是费先生自己的文化“归属”，另一重含义则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归属”。中国人经历了一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之争，也走了一百年向西方文明学习的道路，现在是该回到自己文化根本的时候了。但这一百年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路并没有错。正如李亦园先生讲费先生一样，如果我们中国没有经历过向西方现代文化学习的经验，我们今天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理解也许不如现在这么深刻。只有经历过西方文明的洗礼，我们才能浴火重生。因此，费先生的个人命运也是整个中华文明命运的投射。
“战国时期”与中国“孔子”
“世界大同”是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如果说，在古代这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理想有可能会成为现实。费先生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始终有这样一种憧憬与理想。但他认为，在“世界大同”到来之前，必然有一个分化时期，就像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有一个战国时期一样。但这个“战国时期”有一个方向，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方向，向这个方向努力，为它准备条件。
费先生提出这一问题时，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许多争论都被搁置了，矛盾并未凸显。但今天，有关中国的前途、人类的前途引发了很多争议。是进一步全球化，还是关起门来自扫门前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应该如何区分，如何去走？不同的文明如何相处？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如何融入当代文明？……从世界到中国，我们到处面临着这样的争辩。在这样的争辩中，中国能为世界作哪些贡献？
费先生认为，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文化讲清楚，这就是“文化自觉”意义的一部分。他说，西方学者可以把西方文化讲清楚，如涂尔干把资本主义的制度和基本结构讲清楚了；马克思·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产生的背景讲清楚了；我们中国学者能不能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讲不清楚，我们将无法在世界文化中立足。
费先生还认为，21世纪是一个危险的世纪。地球上，我们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要为人类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要找到这样的道路，我们必须要处理好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中国奠定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学术思想是孔子的儒家哲学，而儒家哲学正是战国以后统一中国的思想基础。所以，费先生说，“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费先生讲的“新时代的孔子”，是关心这一时代发展、并能找出一条能供人类共同生存下去的道路的代表性人物。他讲的这些话，和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费先生是一个孔子式的人物，而目前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在带领中国践行着孔子式的道路。
李亦园认为，相对于亨廷顿讲的“文化冲突论”，费先生所说的“美人之美”道出了人类学家对人类文化存在的真谛的理解。当代社会里，全人类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容纳多元文化的共存。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是要“美人之美”，能欣赏别人，以至相互欣赏，人类的世界才能永续发展。
事实上，要理解费先生的“文化自觉”，一定要跟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联系起来，这4句话是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基础。“各美其美”代表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并不频繁、各国可以关起门来谋发展的旧时代；而在今天的地球村时代，各国不但要“各美其美”，还要学会欣赏别人的美，这就进入了一个“美人之美”的时代。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每个国家都不能以民族优越感而去独霸天下，要讲究王道，而不是霸道。费先生说，“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维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会导致原子战争，大家同归于尽。我希望避免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他认为，文化接触要得到一个积极的结果，必须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相处，相互理解，取长补短，最后走向相互融合，用我们的说法讲，就是天下大同。
“从实求知”与中国经验
在人类谋求和平的时代进程中，费先生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所期待的。他说，现在人类世界希望有一个“天下大同”的前景，需要我们这样一些研究文化的人出点力量，把各个文化中积聚起来的有利于人类和平共处的东西提炼出来。中国的人类学家有责任先把中国文化里边的“推己及人”这一套理念提炼出来、表达出来，联系当前的实际讲清楚。
讲清楚的办法，第一就是“从实求知”。费先生说，“中国文化天天在现实生活里边发生作用，实际得很，我们要‘从实求知’，从实际生活里边学，再把学到的东西讲出来，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尤其是研究文化问题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强调，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和理解中国文化，从实际中得到知识，然后再把这种理解和研究得来的知识回馈到中国社会，帮助中国社会发展。
第二，就是回到历史。费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传统在出发点上和西方文化就有分歧。所以，我们要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把中国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中华文化中的精髓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
费先生认为，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但这种包容性并非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事实上，它的充分体现总是与某些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所以，中国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如果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
在这样的时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这也是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反复思考的问题。他说，我感到，目前正在兴起的“文化自觉”这股风已经在许多国家中酝酿和展开。我们中国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参与和推动这股新风气。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出现过“人的自觉”，写下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21世纪，我们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在世界上起一个带头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一带一路”建设时，提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正是实践人类社会“共存共荣”的一种重要途径。在这一希望呼之欲出的背景下，我们再重新研读当年费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是作者在“文化自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暨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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