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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忆季羡林先生过“米寿”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是诸葛亮在《论交》里的名句,为我父亲所钟爱,一直书写不怠。1999年秋天,在我赴京为季羡林先生庆贺“米寿”前,我请父亲为我将这句话题写成一幅贺帖。当我呈上这张宣纸贺帖时,我父亲那番“普通人”不愿意与名人们混迹一堂的言辞,和这幅字,都打动了季先生的深心,所以他一直珍藏着。
    季先生在临终前,交代要将这幅字送回我的手中,这正是他经历一番世态炎凉后对自己人格的表白。“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1999年秋,我在昆明,忽接到季羡林先生的秘书李玉洁的电话。
    她说:“今年是先生米寿,‘得米望茶’。今年也是季老的全集出版之年。出版社要给先生做寿。你是他最牵挂的人,必须要赶到。”
    李玉洁是最贴近先生的人,她时常能解出先生的意思。
    “米寿”的意思,取拆字之意,即“八十八”岁,高寿。得米望茶,下面“茶寿”,也是拆一个“茶”字的划数,“一百零八”岁也。这两个字,除了好拆,更有好意。米和茶,都是中国人的食与饮,是厚道敦实的天赐之物。
    此时我已经被云南省“人才引进”了。正好,我有大事,要到北大求助。
    我就请父亲为我题写一幅贺帖。父亲一向戏谑曰:“秀才人情一张纸。”到临走的前一天,我到父母家来取字,见茶几上放着一张写好的毛边宣纸。
    父亲让我坐下,郑重说道:“你要我写的字,我写好了,但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季先生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当然,你与他又是另一层关系了。你自己去考虑吧。”
    没料到父亲又犯了“迂”脾气。
    我只得怅怅,收起这张毛边纸,放进一只牛皮纸信封,就这样带到京城。拿到季先生家里,当面呈上,并将如此草率的原因告知。
    先生听我转述父亲的原话后,沉默了一会,点头道:“不易。”
    接过宣纸,他打开来看,“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
    继而他用手抚摸着,喃喃道:“我自己裱。”
    那次我见季先生有重要的事情请教,就是:我能不能做抢救“西南联大”历史资源这件事?
    当时云南只有一个“一二·一”纪念馆,没有人提起抗战时期曾经赫然存在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我心中早存有此事,决心抢救其历史资源,从采访那些尚存世的老校友做起。
    在朗润园的书桌前,季羡林凝视我片刻,即说:“你行。你是北大学子,又是云南人,你做很合适。”
    这话里,表面上是“门户之见”,内中含有博大的阅历与睿智。
    果不其然,在我此后的漫漫路程中,一直受到来自这两个方面的鼎力支撑。
    我常想,若我只是写小说,不一定要上北大,还有许多学校可以上。而要做“西南联大”这件事,却是一定要“上过北大”的。
    因为我要寻访“活人”,获得“口述历史”。而在地球的任何一处,寻访到的西南联大学人,他们都会称我为“学弟”。我们如家人相见,久别重逢。其中我所获的待遇与信任度、成功率和幸福感是一言难尽的。
    以一个云南人和北大学子的身份,寻觅母校校史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温馨的过程。季羡林对我的认可,点化出这一瓶百年陈酒的香醇。
    听他这样说的时候,顿感一种来自历史与家园的力量充盈了我的全身。
    贺寿庆典当日,我赶到北大勺园3号楼上,小会议厅已经人集如云,气氛隆重。
    没想到,在会议厅的门口有人把守,凭请柬进入。迎面遇到校领导郝斌,我说:“我没请柬。”
    他说:“这还能拦得住你?”说着自己进去了。
    我对把门的人说:“我是季羡林特邀的客人,请柬在季先生那里,不信你们跟我去问。”
    我带着他们直闯主桌,季先生一见我,立刻惊喜地站了起来。
    郝斌上来,带我去见了两位老领导张学书和王学珍,告知他们,我为“西南联大”一事而来。他们非常高兴。
    张学书、王学珍是我在校时期的领导,对我的调皮和“闹事”印象颇深。此时他们仿佛看到孩子回家一样,问长问短。他们也都认为我可以胜任这件事。
    他们说:“你不是已经拍过一部电影了吗?”
    他们指的是《青春祭》。他们记得学生的光荣与成就。
    在那个“米寿”的盛宴上,郝斌向我引见了另一位北大副校长沈克琦先生,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副会长。沈先生后来成为我拍摄西南联大纪录片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史料顾问”。
    要干成一件大事,一定要有许多因缘的汇聚。季先生的“米寿”之宴成全了我这个远来之客,一下子全搞掂了。
    我安心了,坐下来,听人家发言。
    操办者是出版社,给先生出完《文集》27本,教后辈人知道“著作等身”的含义。
    季先生私下曾对我说是“出齐了”,而不说“出全了”。一套文集,他非得自选,不满意的,他自己丢了许多。
    我一直琢磨他这个“出齐了”,就是他认为有价值的那些成果,都涵盖了。“齐”与“全”,原来不是一回事。后来,我也参照先生的思路,过滤自己的作品。不要“大全”,但“干货”都要在。这种思考直接渗入我的写作。
    所谓“触类旁通”,先生的学术精神、学术品格,是可以超出门类的。
    那天参加寿宴的人,有文坛学界的重要人士,有学生与记者。祝寿者热情洋溢。有一位将先生喻为“未名湖畔的一盏明灯”,更有一位女记者激动地说,先生在她心中是“红太阳”。
    寿堂真是名人风光,记得启功、范曾等都有字画为贺,琳琅满墙。四壁的名人条幅,都在赞先生,说他有着为天下称道的德才。
    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确,不能把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这里来悬挂。
    父亲的迂,得到季先生的理解。而季先生在盛宴上的一番致辞,更“迂”得出格。
    当司仪报告,“有请寿星老、尊敬的季羡林先生讲话”时,全场掌声雷动。
    季先生的神态却有些不自然,甚至僵硬,一点儿也融入不了这个喜庆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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