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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其人总用情太深,慈让之心偏不折不从

 
     
    赵东来是个刚柔兼济的汉子,铁汉柔情这个词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诠释和演绎。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赵东来成功约到了陆亦可来参加他的读书会。站在讲台上,他满含深情地朗读那首来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阿尔弗莱·德·缪塞的情诗《雏菊》:
    我爱着,什么也没说,只看着你,在对面微笑。
    我爱着,只要我心里知觉,不必知晓你心里的想法。
    我珍惜我的秘密,也珍惜淡淡的忧伤,那不曾化作痛苦的忧伤。
    我发誓,我爱着放弃你,不怀抱任何希望,但不是没有幸福。
    只要能怀念,就足够幸福,即使不再看到,对面微笑的你。
    这首诗在那部主题肃穆的片子里,如同一股清流,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这首诗也让人懂得,爱情有时也不必是两厢情愿,郎情妾意,它也可以是单相思,是一种“我爱你但你不必配合演出”的唯美情思。只要爱着,便是幸福——这样的爱情,可能在沈从文身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比起张兆和爱沈从文,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可能要深一千倍一万倍。我们都听过沈从文的那句被传颂了无数遍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作为这句情话的受主张兆和,却似乎从来没有像样地回应过。
    沈从文给张兆和写过四年的情书,可以说几乎花光了一生的情思来爱这个人,他对张兆和的爱可以说低到尘埃里去了,比如他在信中曾这样写道:“三三,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在信中,沈从文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他近乎卑微地爱着张兆和,把她当做顶礼膜拜的女神。一个男子爱一个女子到这种程度,在当代浮躁的洪流中,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有时都叫人忍不住怀疑。因而也有人这么认为,与其说沈从文爱的是张兆和,不如说他爱的是爱情本身,爱的是自己身上那份对爱情纯澈追求的执念和勇气。
    当年,面对沈从文的穷追不舍,年方十八、清秀美丽的张家三小姐张兆和丝毫不动心,反而去找校长胡适告状。胡适起先是站在沈从文这边的,他欣赏沈从文的才华,耐心地劝张兆和说,这个人是非常顽固地爱你,而张兆和却马上回,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见“郎有情,妾无意”,只好站在张兆和这边劝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可是,胡适的劝导没能改变什么,沈从文依然一封接一封地写着信。
    自古多才之人总是用情太深,而多情之人亦总被无情所恼。可贵的是,如沈从文这般深情的人,在被无情恼后依然执着坚持,这需要多么大的气度和勇气呢!也许,正因为沈从文精神世界的这份难得的真,才会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触动人心的情话吧。
    在沈从文的骨子里,曾流淌着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他曾多次提及“我是一个乡下人”。这也难怪,小学文凭,囊中羞涩,20岁成为“北漂”,想凭写作的本事吃饭,寄出去的文稿却多被扔进垃圾篓,写信向郁达夫求助,却被郁达夫一顿奚落和“羞辱”。即使后来沈从文凭借才华被西南联大聘任做教授时,也始终未曾摆脱自卑的困扰。因为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们不是有博士头衔就是有留洋经历,而沈从文一无所有。再加上他主讲的是现代文学,所以为很多教授所不屑。
    清华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就是其中一位,他动不动的就骂他,打击他。当时跑警报,刘文典正跑着,就看见一个人跑到他前面。定睛一看,原来是沈从文,刘文典就来气了,叫过来就骂上了,“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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