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当“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实现了贯通南北的呼应之后，文学地方性的新浪潮开始汹涌而至，出现了诸多有影响力的群体和流派，如“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新南方写作”不是“新的”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也不仅仅是传统东北书写的简单翻新，而是建基于当下的时代历史与世界情势，以跨域、跨界的姿态，更翻越山海、重塑板块，思考的是如何认知和表述新的文化想象与地缘政治，提供富于思想力、未来感与超越性的作品及理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回归并重新处理那些坚实而丰盈的局部经验，从而形构一种关乎将来世界及其历史进阶的总体性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源于“地方”的文学矩阵是否强劲，是否具有不可小觑的文脉传统与写作观念，决定了其未来的延续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新浙派”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地方流派之一。这里通过细读“新浙派”小说，试图探索独异又富于范型意义的地方“叙事”的衍化、变革，以此联想新的价值认同和意义走向，更得以创建经典的文学南方以及当代中国和世界不断更新的“写作”及“叙事”理念，直抵多维度与多样化的美学表达，辐射不同地域的文化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群，推进新的文学和文化地方性求索成为当代中国的新风尚、新思潮，且以此为契机和方法，重新链接地方与世界、细密与宏大、虚构与真实、未竟与未知的内外理路。
二
在我看来，“文学新浙派”是一个大江大河般的作家群体，每一束哪怕是最细小的浪花都独具形态，都值得讲述、记取。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的“雄心”。小说即便沉溺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现世或历史，也确乎从不忘却超然高拔的星辰大海，常常试图向上腾冲、跳跃，踩着现实界跃迁至形而上的想象与理想、奇境与幻境。麦家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将民间的传奇叙写叠加个体的大江大河，在上校身上，是坚忍受辱而矢志不渝的英雄主义。从个人荣衰，到国仇家恨，麦家写出了百年中国的沉浮跌宕，更将革命的理想主义付诸一种不屈不挠的现代主体，与此同时，这也是中国屈辱与曲折的现代史的重要征象。麦家甚至写出了灵魂的拷问与挣扎，写出伦理的溃败以及文化的再建，然而正是在坍塌中的重塑，才真正显影一个个体或群体以至国族为扭转命运而至死不移的豪情与雄心。
在钟求是的小说《宇宙中的昆城》里，定居美国的青年物理学家张午界，与中学同学的妻子一起在异国他乡打拼，孜孜不倦于弦理论中的M理论等，无论从何开启、重返，都“归来仍是少年”，这“其实说的不是年龄， 而是指还保留着内心的干净和向外的好奇”。反过来理解，向内的好奇与向外的纯粹，始终支撑着高贵至纯的理想。后来他俩离婚了，作为作家的“我”的好奇，表现在对于世界的规律性的探询，执念于内心深处的隐秘幽微的情感，如是构成了物理学家与小说家的平行宇宙。我们以前总是夸赞小说家叙事的醇熟、语言和立意的炉火纯青，然而此番再看钟求是小说所采取的讲述进路，可以见出他回归叙述本身的尝试，尤其里面投掷于人物与故事的言说，这个过程常常是朴素而杂乱的，以一种外拙内巧的方式，对照人世的波折与人心的持守。叙事者的雄心便在于丈量这样的心志，面对越来越微弱的可能，却不忘摸索那不灭的星火，求取科学的奇迹与生命的极限。一切源于好奇、始于探究，为弥合宇宙与昆城的“天壤之别”，甚至值得付诸一生的心血，虽九死其犹未悔。
其次，从“文学新浙派”中，我还看到了小说家的“潜心”：向下的沉潜，左突右冲，上下求索，潜入人的灵魂褶皱之中，又徜徉于历史罅隙处进行抚触与窥探。我常常觉得，三等小说家明知已实现而为之，二等小说家明知有可能而为之，一等小说家明知不可能而为之。小说自然可以天马行空，然而其中小说家是有修为的，对无尽与有涯中的追逐探求了然于心，如此直接决定了小说的深广度。艾伟的长篇小说《镜中》，以建筑的样式和文学的构形，探究灵魂于刀锋之上的焦灼不安。在这其中，贪欲是径向或歧途，审判和忏悔却是必由之路，因为那探向的是不可测量的内在世界，其间幽深而曲折，有时甚至长夜未明，有待交付“镜中”以鉴明，以他者度己身，以历史看当下，更以死生塑灵魂。很多人以为我们在这个新浪潮中讨论的是地方议题，然而这其中恰恰探索的是如何走出地方，走向世界，更走入魂灵深处。艾伟一方面“潜心”于小说技艺的锤炼，另一方面则善于“潜”入人“心”，这恰恰是当下浅表式与碎片化的叙事所匮乏的。
我们常常理解叙事节奏或结构，似乎已经存在着一个思维定势，好像在高潮或转折之前的叙事都是舒缓寻常的，平日生活里那些很琐碎的鸡毛蒜皮的表达，似乎都是为了铺垫到最后，突然有一个转圜，直击人心。斯继东小说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语言、结构及其对节奏的把握，在铺设与缓释阶段，亦能感受其张力，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将力量释放出来。在小说《今夜无人入眠》里，争斗的两人在耐心地对峙，摆开阵势打了一架，此已有些触目惊心，这还不够，故事周旋于形而下的胶着，对于深仇大恨的“情敌”，在打架的间隙，还一同喝了一瓶农夫山泉；其同时也是形而上的，那就是帕瓦罗蒂的《今夜无人入眠》，也许暴力与美、紧张与舒缓之间，往往都是貌离神合的。还有《白牙》，阿檬与“我”，讲述洗牙、护牙，极为耐心，近乎琐碎，细火慢炖，仿佛言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却突然转向如何告别。相处自然是双方的交往，告别则更多的是与自我的相处，自从相处结构性地转向告别之际，阿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几乎是与冥想、臆想中的自我，与回忆纠缠的自我搏斗，宽慰而决绝。告别演变成了逃离，事实上是自我的和解与超脱。《禁指》只有两个人，曾先生和保姆，一边是家长里短、饮食起居，一边是琴曲书画、曲高和寡。叙述之中多有汉语的韵律在，兼及越方言的有情、雅致。在无用之用中，平淡到了极致，然后生长出人生的底色。斯继东毫无冗余的叙事，通过语辞的锻炼，将故事的节奏一降而降，直至一切仿佛都沉潜下来时，便开始扬起波澜，涵咏性情。在斯继东那里，流露出《水浒传》的道义、武侠中的侠义，又往往多所节制。也许，生活才是波澜壮阔的所在。
三
接下来重新谈一谈“新浙派”小说家的“醉心”。哲贵的《仙境》是快意晓畅的浪漫主义，写的是信河街越剧团的两位当家演员余展飞和舒晓夏，和他们排演的难度甚巨的《盗仙草》，也由此延伸出了关于生命之现实与演绎，以及情感之真切与幻虚。余展飞从一个鞋匠转行演起了越剧，他要追随如仙如幻的白素贞，踏入盗仙草的行列。那是他特别迷恋的状态：“似真似假，如梦如幻，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脚踏实地，却又飞在半空。”更重要的，是在舒晓夏身上，余展飞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她演的白素贞让他突然从现实生活中飞起来，让他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他以前没有想过的”。然而当他面临真正的抉择时，却又选择了回避。余展飞没有进入专业的轨道，而是与舒晓夏转至民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亦真亦幻的角色。舒晓夏后来功成名就，余展飞的生意也飞黄腾达，于是两人开始考虑人生大事的问题，然而，却因为“角色”的虚实、真幻而产生了歧意。故事最后还是走向了不落世间的俗套，他们二人的情感无疾而终，然两个白素贞于同一个舞台并立，唇齿相依，难以割裂。彼此的合二为一，意味着他们打通了人世与“仙境”的隔断，游弋于艺术的创境又不被实在界所牵绊搅扰，这是沟通经验与想象的径路，也铸造了生命的另一重可能性境地。
黄咏梅的小说一直以来都沉潜于生活化的现场，并不是说其他小说家不写生活，而是在黄咏梅那里，生活的图像或形象在亲朋的谱系、城市的路径以及饮食的甘苦等，显露出自身清晰的面貌，她在其中却不在乎以诗化的方式将之赋形，而仿佛沉湎于斯，周旋以赋形。如小说《昙花现》，在“潜”入历史的同时，又能够有效地透析人“心”，再复杂的追索，再曲折的心绪，最后却汇聚于一双空洞的瞳孔，也许世间万象，不过过眼云烟。又或者，我们于现实中放空的部分，意味着历史的失效与反思。大体而言，黄咏梅小说状似平静的背后，实则充满运思，多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灵巧。从小姨到契爷，从父辈到姐妹，从梧州到广州到杭州，“以小见小”的叙述形态也好，碎片化的生活叙写也罢，南方的细琐巧思都被雕琢在每一处叙述的拓片，却犹如从生活源头的涓涓细流，能够一直讲述到丰沛恣肆的江河湖海。
好的小说，勘探的是深不可测而又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叙事姿态举重若轻，小说语言运斤成风，精心结构的局部与总体，将不同线索汇聚互渗，刻写外部社会与洞察内在世界交相应和。“新浙派”在艺术形式上的新求索与新创造，不仅力图剖解当代生活的现实症结，而且如手术刀般探入人物主体的灵魂深处，从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触及情感的空间与文化的扭结，既有现实主义式的对于理想与纯粹的追寻，同时因其执意生活的热烈与生命的坚守而深具理想主义色彩。
四
最后则是小说的“寻常心”。现在很多作品喜欢虚张声势，仿佛总有一个高悬的宏旨，调子起得很高，无论是美学趣味的问题，又或者是功利心使然，越来越多的小说已经回不到地表与人心，回不到切实可信的生活与历史。但在“新浙派”的若干小说家尤其是年轻作者那里，我却看到了一种不汲汲于摆脱现世的缠绕而达至精神的升华的写法，他们专注于个体的小历史，不刻意拔高和超脱，对那些自己都无法吃透的东西毫无兴趣，他们在写作中更显从容不迫，愿意在记忆的漩涡周旋，与奔涌的河海搏击，他们筑基于“寻常”之上的写作及其精神跃迁颇值得信赖。雷默的《雕塑与男孩》因为“我”作为法医的特殊职业，个人婚恋问题处处碰壁。但机缘偶得，与以往的相亲迎来的排斥不同，张蕾与“我”并无隔阂，彼此惺惺相惜，甚至卷入对方的遭际与思绪之中，特别是小说中的一对老夫妻的失独经历，为“我”与张蕾的关系稳固与否带来考验。张蕾为已逝男孩小米的父母雕刻亡灵，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雕塑”成为了超越性的存在。“雕塑本来就是一个有形的墓碑，象征着死亡”，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双重死亡”，特别是张蕾并没有将小米定格于死亡的时刻，而是将其死亡三年多之后的模样想象性地雕琢出来，这就在某种意义上“复活”了那个自缢身亡的小米，也最终帮助失独父母从泥淖挣脱。从这个意义而言，作为法医的“我”是对死亡的确认与罪罚的周旋，而张蕾及其艺术的实践则代表着对死亡的超克。
东君的小说《谁在冬夜谈论该死的月亮》，冬夜是形而下的，涉及时令，更是人的处境的征象。杜多半生飘零蹉跎，如冬天的朽木，亲人离逝，命途多舛，现实中“阿芳不会管我死活了，大儿子跑到深圳打工了”“杜多站在那里，身体近乎凝固，脸上的阴影和一层银灰色的月光融混在一起，显得有些阴冷”。而月亮之“该死”，一方面是人的心绪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某种自嘲和超脱。小说的冲击力来自于结尾处的人生对照：“这一天，我尚在睡梦中的时候，方总已经干完了很多事：早上七点，他在老家陪伴父母吃早餐；饭后慰问一位族长之后就坐车奔赴杭州，跟一名日本客商共进午餐，顺便敲定了一笔订单；午后，他陪同客商游西湖，品西湖龙井，谈古论今。晚上九点之后，成都的老友就将在牌桌边恭候了。”人世间大抵如此，我们或忙碌于自我的方寸空间，或陷溺于牵连他者的和合里，顾盼左右，却发现有更大的世界在，也有无限的人们走在我们之前、之上。作者甚或悲悯于同病相怜的“我”与杜多，弱者的哀欢似乎在方总们的成功学面前不值一提，却被冬夜与月亮所载记，成为生命最值动心忍性的重要切面。
朱个的《设而不求》从漫画里的“微缩胶囊”，能够构思宇宙之外的宇宙，“想象着这一个宇宙里的一粒胶囊变出的一个宇宙里，还有同样一个胶囊变出另一个宇宙，宇宙生宇宙，无穷无尽”，这不仅是一种浪漫主义，那是整个青春的漫无边际，朱个试图捕捉“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生命状态，显然这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设而不求”提示了非功利性甚至是非现实性的求索，“每道应用题里，总会有一个恒定不变的量，其他的量，都围绕着常量在运转，只要找到那个常量，就可以不变应万变了”，万物始而缠绕堆叠，常与变的辩证既是动量也是永恒。小说中，陈小辰于现实之中的“失踪”是一种形而上的契机，隐匿的踪迹恰恰指向着对于那些虚空的探询。“假设了却不求相应的结果，声东击西一般求到真正的答案，这看起来是非常高深的智慧。”生命中常常会顾此而失彼，人们从某个原点出发，选择其中一个方向，或者做下生活的一次重要决定，却会因此丧失其他的风景，这是遗憾，亦是必然。一直朝前走吧，我们确是无法获其所有，也永远不会无所抱憾，“设而不求”是无奈的解脱，也是高蹈的智慧。人生如是，咀嚼常变，无问东西。
篇幅所限，只能谈到这里。现代以来，“新浙派”小说家自鲁迅、茅盾、郁达夫而始，至于以上专门述及的作者，包括未及提到的余华、王旭烽、李杭育、吴玄、海飞、畀愚、张翎、陈河、王手、张忌、孔亚雷、黄立宇、杨怡芬、方格子、杨方、萧耳、池上、张玲玲、莉莉陈、王占黑、薛超伟、徐衎、草白、赵挺、林晓哲、赵雨等等，足见一个文学流派的众声喧哗，在他们的叙事实践或实验中，可以清晰见出种种不规则的变动，这是写作中的冰山原理，于似乎平静无澜的冰面之下，往往涌动着种种可能性、非确定性以及未竟和未知，并且是以始料未及的速度推进向前、塑形。这让人想起哲贵《仙境》——也许无论是雄心、潜心、醉心，还是无足称奇的寻常心，都存在着掷地有声的内质，及图景——其中说到双枪是《盗仙草》里的重头戏，是重中之重。“既要武术性又要艺术性，要升华到美的高度。”这或许可以视为“新浙派”小说的一种喻象，既要践行现实性与技术性的勾连，周旋于现世的纷乱和人间的繁杂，也映射时代历史的泥沙俱下，这既显影了浙江文脉中的杂花生树，同时也意味着脚踏江南之精神腹地的当代延伸；与此同时，“新浙派”小说又是充溢着异质性与创造性的，超越于一般意义的现实反映，走向形而上的文化指认，于寻常世界腾跃而起，完成精神的飞升。此一过程，以虚御实，又凭实顾虚，站高一个等次将问题抓取，也更上一楼层看待芸芸众生，于是，一个又一个深刻而别富洞见的景别得以形成，驳杂而姿态万千的景象也由此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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