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这座昔日的边陲小镇，如今已崛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其背后的历史长河中，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滨海客家奋斗史。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带着梦想和信念，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滨海客家，这一特殊的族群，是深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安县建县450年的历史中，“滨海客家”的故事就延续了300多年。
深圳的前身宝安县，又叫新安县，历经沿革变易，直至明万历元年（1573年），取名“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设立新安县，迄今有450年。历史上，新安县行政区域包含今深圳大部分区域及香港全境，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广府、客家、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与广府人占人口的90%以上。清初“迁海复界”事件发生后，大量闽粤赣尤其是广东梅州、惠州等地客家人向新安、归善（今龙岗）等沿海地区迁徙，形成“滨海客家”族群，距今已有300多年。
由杨宏海与杨耀林、安国强、吕莉四位学者联袂创作的《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以下简称《滨海客家》）一书，是对客家人从山地来到滨海深圳开基立业、艰苦奋斗历程的系统梳理，让人得以一窥滨海客家的文化全貌。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和考证为基础，从理论分析、迁徙路线、典型故事、客侨文化、人文脉络、建筑特色和民俗风情七个维度，书写了一部深圳滨海客家艰苦卓绝、命运不屈的奋斗史，建构起独特的滨海客家学科体系，是研究深圳滨海客家学的重要学术成果。
作为深圳首部权威解读本土客家文化的学术著作，《滨海客家》从清代“迁海复界”事件切入，介绍了自康熙八年（1669年）深圳地区正式复界开始，滨海客家人300多年的开辟史和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史，梳理出“复界垦殖、九龙海战、李朗开放、庚子首义、东纵抗日、蛇口试管”等重大历史事件，挖掘出众多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在书中，读者可看到为深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客家人物。比如，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共历数十年打造巍峨壮丽“鹤湖新居”的创业英雄罗瑞凤；面对侵略者奋起反击、打赢鸦片战争前哨战的抗英勇士赖恩爵；传承崇文重教传统，以读书成才，成为林学泰斗、教育名家的凌道扬；参加孙中山指挥的三洲田起义、勇当义军元帅、视死如归的反清义士黄福；领导东纵痛击日寇，参与深港联手实行“文化大营救”的东纵英雄曾生；率先以蛇口作为试管，勇于先行先试的改革先驱袁庚，等等。展示了新安建县之后，尤其是因“复界招垦”形成“滨海客家”以来深圳客家地区弥足珍贵的人文历史。
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滨海客家300多年的岁月长河中依然熠熠生辉。由此，鹤湖新居、大鹏所城、李朗老村、虔贞学堂、三洲田村、坪山马峦村、东江纵队纪念馆、阳台山胜利大营救纪念碑、曾生故居、陈烟桥故居、海上世界袁庚铜像等文化地标得以留存在深圳这片土地，向世人展示深圳历史的“地脉”“人脉”与“文脉”，娓娓道来深圳客家人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要研究这个地方的人。而研究这个地方的人，最后是要研究这个地方人的精神及其蕴含的文化价值，这恰恰是这种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所在。翻阅此书之际，不由在想，滨海客家人，越过五大洲，跨过三百年，创造了开放包容、开拓创新、坚韧顽强的文化精神，这正是滨海客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也许，深度挖掘滨海客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内涵，才是这本书的生命力所在。
客家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南迁汉族移民群体中的一支，是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汉族民系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客家人“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的特点，“山地客家”成为“客家学”研究主流，而“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孝梯忠信、崇先报本”等具有浓郁农耕时代烙印的表达，也成为人们对“客家精神”的固定认知。
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客家文化研究已有很长一段历史，取得了较大成就且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然而，客家文化研究还没有真正走进学术界的中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客家研究还没有从理论和方法层面，为学术界提供更多的具有范式意义的学术概念。
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于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客家研究导论》等开创性著作，奠定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客家学”。罗香林先生当年已注意到“迁海复界”带来各地客家人“盛向滨海迁徙”的现象，但还来不及提出“滨海客家”的概念。而客家人从山区来到滨海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对此也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杨宏海敏锐地找到了一个观察客家文化的新的角度，提出了“滨海客家”这样一个新的学术话语，为客家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2007年，杨宏海率先提出“滨海客家”概念，以此区别“客家摇篮”赣州、“客家祖地”龙岩、“世界客都”梅州等山地客家，揭示深圳“滨海客家”历史渊源与海洋文化特色。他带领团队以客家人聚居地龙岗为基地，深入采风问俗，收集资料，梳理探讨了滨海客家的历史渊源和迁徙路线，概括出滨海客家鲜明的文化特质，不仅为深圳客家做文化定位，同时也为“客家学”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杨宏海认为，所谓“滨海客家”，是指历史上从闽粤赣聚居地迁向沿海地区的客家人。他们走出大山来到滨海，与当地原住民交融，过着渔农结合的生活，经济上亦农亦商，从“山客”变为“海客”。作为滨海客家，“海客”将原乡客家文化与海洋文化融为一体，既保留山地客家的耕读传统和勤劳坚韧的精神，又吸纳海洋文化的开放、重商、包容、进取的元素，从而形成与山地客家有所不同的新质文化，即滨海客家文化。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滨海客家人在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和社会变革的压力时，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彰显出独特的文化传统与可贵的民族精神。
同时，客家人播迁四海，落地生根，广大客家侨胞身处异国他乡所形成的客侨文化亦可列入滨海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广西、海南以及港澳台等地，都有“海客”的存在。广东地区集中分布在深圳、惠州、汕尾等地，而深圳客家是滨海客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也是发展最好、影响最大的一支，可以说“滨海客家”是深圳客家的代名词，深圳成为“滨海客家”的代表区域。
相比山地客家文化，滨海客家文化与之有不少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区别，在思想观念、民俗文化等方面，都有比较独特的一面。如在思想观念方面，山地客家人崇尚“耕读”，轻视商业，信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滨海客家人接受“海洋文化”重商的理念，推崇“士农工商各事一业，方为济世完人”，已然超越了传统客家的耕读文化理念。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滨海客家人以更包容的态度，在西风东渐时便较早接受西方文明。例如，龙岗布吉李朗村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客家村，建起深圳史上第一间用客家话授课的大学；有着“书香世家”第一家的布吉凌氏家族的故事同样为人称道。
在民间文艺中，也体现出鲜明的“滨海客家”特色。深圳不仅拥有特色鲜明的客家山歌，还有咸水歌、皆歌、大鹏军语(千音)歌等，种类繁多。同样是反映“下南洋”主题，深圳的山歌带有明显的海洋气息，比如“今晚脚踏新娘间，一句唐来一句番，今晚新郎新娘 very good，明年转过艾斯湾。”艾斯湾是指南洋大大小小的湾区，从中可知客家人早年下南洋，就是在大湾区打拼。歌词表现了当年深圳客家人下南洋后回乡娶亲的情景，山歌中还嵌入了英文，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而深圳沙头角吴氏客家人，将自己原乡梅州市大埔县的鲤鱼灯舞带到迁居地，通过创新打造出面向大海的沙头角鱼灯舞。前者是反映鲤鱼跳龙门的主题，后者是众多海鱼团结起来，反抗海上的“霸王鱼”，成为深圳首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从这个角度来说，《滨海客家》一书充满了浓郁的人文色彩，渗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本土意识，建构起滨海客家学的理论体系与结构框架，全面剖析了滨海客家文化的美学特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
掩卷之际，感慨万千。倾听滨海客家故事，同为客家人的我，也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处。透过书中文字，滨海客家的人文特色、滨海客家人的精神特质，及其在时空流转中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引人无限遐想。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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