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上次一行提出了当代诗坛的“绝境”一说，发射了一些比较猛烈的炮火，当时我因为别的原因没有到场，如果到场，我也会给“九十年代诗学”补上一刀。对于今天来说，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怎么走出“漫长的九十年代”。我今天想讲的，关系到刚才一行，还有上次张伟栋讨论的“个人化写作”的问题，从书写的姿态和主体建构的角度，谈一下如何给“九十年代诗学”祛魅，最后提出一点个人想法，即如何建构历史的、伦理的、他者的诗学的问题。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所谓的“九十年代诗学”，可能被一些不那么具备“代表性”的作品和理论主张所代表了，或者说掩盖了。我们一谈“九十年代”，动不动就是“中年写作”“历史个人化”“日常生活写作”“叙事性”“知识分子和民间”，好像现在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和文学史论著不谈这些东西，就触及不到“九十年代”的内核似的，这里的“九十年代”是指“长九十年代”，也就是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的长达三十年的“九十年代”（后面会解释一下）。那我就简单地提个问题：难道昌耀、多多、张枣等诗人，不算1990年代的诗人吗？或者简单设问一下：昌耀到底算“中年写作”呢，还是“晚年写作”呢？要说到“中年”,多多在1970年代就已经很“中年”了，《教诲》还不够“中年”?多多算是“知识分子”呢，还是“民间派”呢?昌耀的《花朵受难》《致修篁》算是“日常生活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写作”？好像两者都不算，这时我们会感觉这些概念好像都不那么适用。难道他们的作品不是1990年代最有说服力的一批作品（之一）吗？它们被剔除出“九十年代”了？然后我们发现，前面说的这些概念的提出，更多地适用于提出者本人，而且有时候更像是诗人、批评家争夺话语权的一个手段。问题是在争夺完这些话语权之后，提出者拿出的文本未必是那么有说服力的。我想到一个比喻，水面上一群比较小的鱼儿掀起浪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一些更大的鱼则安静地在水底潜游。当然，就诗坛而言这个比喻可能不完全恰当，那些水面上搅浪的“鱼儿”也未必只有巴掌大小（有的后来也长得更大），但是，水底下还有好几条大鱼是毫无疑问的——就像多多在1980年代末期所言：“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1]
因此我觉得给所谓的“九十年代”祛魅，要重新进入“九十年代”的内部和深处，而不总是非得谈那些标签、概念不可。黄灿然以前在《最初的契约》里面有个说法值得回味，即如何看待诗歌界层出不穷的各种“主义、流派和标签”的问题：
诗歌像其他文学体裁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大约十年就会有一次总结，突出好的，顺便清除坏的。因为在十年期间，会出现很多诗歌现象，而诗歌现象跟社会现象一样，容易吸引人和迷惑人，也容易挑起参与其中的成员的极大兴致。诗歌中的现象，主要体现于各种主义、流派和标签。这些现象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其中一个好处是：它们会进一步迷惑那些迷惑人的人，也即使那些主义、流派和标签的提出者、形成者和高举者陷入他们自己的圈套；又会进一步吸引那些被吸引的人——把他们吸引到诗歌的核心里去，例如一些人被吸引了，可能变成诗人。这些可能的诗人有一部分又会被卷入主义、流派和标签的再循环，另一部分却会慢慢培养出自己的品味，进而与那些原来就不为主义和流派所迷惑，不为标签所规限的诗人形成一股力量，一股潜流，比较诚实地对待和比较准确地判断诗歌。[2]
在他看来，大约每过十年，就迎来一次诗歌认知的刷新，人们会重新思考诗人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直取诗的核心，并重新反思已有的主义、主张，进行诗学的重构。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这种重构在近三十年却并没有发生，或者说没有进行得很彻底。刚才说了“长九十年代”这个说法，像“漫长的季节”一样，延续到现在已有三十年了。为什么会这样？这其中有权力架构和文学场域方面的原因。记得上次会议说过“三方媾和的诗歌体制”的问题，“作协”“学院”“民间”三方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种妥协，或利益均分。虽然有三方，但说白了就是一方，三方是高度同构化的。开一个玩笑：很多“民间诗人”已经完完全全成为各种体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勿对号入座，这种现象太多了）。这种妥协与同构就导致过去那些被提出的理论、主义，变成一种不容质疑的“象征资本”，在各种会议、诗会、分享会的循环展演中已被无限放大，因而批评体制也持续地僵化，以至于1990年代的一系列话语直到今天还在支配我们的写作与批评。进一步地，这些话语也导致诗歌“阶层固化”，给青年诗人与批评家普遍带来一种“窒息感”。说到阶层固化这个词，我们应该意识到，肯定不只是在诗歌领域存在，它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存在。
今天在这里提出的一些想法，可能会引起老一辈诗人、老先生们不满，他们可能会觉得无非是新一代诗人、批评家要来夺权啦，玩他们过去那套已经玩过的游戏。我觉得首先需要警惕的就是那种代际替换的逻辑，即那种新一代人革老一代人的“命”的方式。这样的逻辑在过去几代诗人中重演很多次了，否则怎么会有“第二代”“第三代”“八零后”“九零后”诗人之类层出不穷的说法？坦白说这是很成问题的，这让诗歌与诗学的发展更像“权力的游戏”与“时间的把戏”。用同样的方式取得成功，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失败，这是所谓“自设的圈套”。这里还面临一个问题：同代人的自我吹捧以及诗人与批评家的合作与共谋，会导致批评伦理的普遍失陷。“三方媾和”从批评的角度来说，就是伦理的失陷。如果一个诗人、批评家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讲操守，另一方面自己也写了一大堆无节操捧臭脚的文章，这样的“批判姿态”有多少价值呢？就这一点而言，每个人可能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反省，这类姿态已经多得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了，上两代人有，我们这一代人也已经有所体现。因此，一种真正有效的批判姿态与批评理念需要从其本人的全部批评实践中真实地体现，而不只是个“姿态”。
二
下面谈谈“九十年代诗学”里常常提到的“历史个人化”的相关问题，这个说法可以说是“九十年代诗学”的一个核心。[3]陈超说，“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作为一种“简洁的综合性指认”，也大致涵盖了当年一系列流行说法指称的内涵，如“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民间立场”“中年写作”“中国话语场”“叙事性”等等。[4]在我们看来，“历史个人化”或者“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这个说法的出发点是好的，它实际上是想摆脱那种被规约的“历史”对写作的束缚，因为个人化总比集体化规约的方式要好，它是在为个人书写争取空间。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套方案往往实现得不尽如人意。在较好的那些作品中，“历史”变成了一串串语言事件，变成一个个语言发明的“契机”，带来不少新鲜的感受。但是，“历史”本身也被过于轻快地处理了。在不少文本里，“个人化”往往变成了随意化，甚至是搞笑化，这倒是扎扎实实地印证了胡适那句半严肃半戏谑的断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1990年代各种对“历史”的反复打扮之后，诗歌中的“历史”反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啼笑皆非，成了变相倾倒文人趣味、低俗欲望、玄学搅拌的垃圾堆，坦白说，我的个人偏见是，在典型的所谓“九十年代诗歌”中并没有看到强有力的、深刻的“历史”书写。如果这就是“个人化”的结果，实际上它已经失效。
现在还不如换一个说法：重新进入“历史”，或者个人的历史化。如果一定要写历史，首先是要尊重历史，要么不写，要么就要严肃地触碰它的痛处和深处，否则，我们反而成为“历史”的同谋。这倒不是说要由历史决定我们的写作方向，实际上，历史就像一张充满动力的“弓”，射出诗歌的“箭”。[5]历史一直以来都是强有力的诗学出发点，只不过它既不是终点，也不是判断写得好坏的标准。过去很多人谈起诗与历史的关系，都会把问题和历史主义联系起来。还有的诗人、论者一听到对方讲“历史意识”，就喜欢把对方打入“历史决定论”这个地牢里去。这里需要在概念上辨析一下，“历史主义”（“historicism”）这个词，还有另一个译名，就是历史决定论，比如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原名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值得一提的是，那种把历史视作一切文化的根源、决定力量的观点，早在20世纪已经过时了，在西方几乎变成人人喊打的东西了。我个人觉得，不要轻易地把对方命名为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这太容易引起误解和一番“牛头不对马嘴”的大乱斗。
与其强调和历史的关联的重要性，还不如强调历史意识的重要性。这个历史意识经常被人拿来和历史决定论混为一谈。实际上，在T.S.艾略特那里，这个词指的首先还不是诗和历史的直接关联问题，主要还是在破除浪漫主义以来的对“独异性”的崇拜，他认为那些我们自以为很有独创价值的东西，在此前伟大的诗人那里已经有（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了：“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6] 所以独异性只是浪漫主义的幻觉。认识到这一点，对当代诗歌很有提醒意义，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崇拜、语言中心主义，往往就是在独异性的逻辑上展开的，他们追求一种首先在技术上、语言上“独异”的东西，经常把这当作诗歌写作的动力和目标。这种语言中心主义的内核是自我中心主义，用庄子的话说，便是“以天下之美尽为在己”。大量有所成就的诗人，在一种主体性幻觉中自我重复，让修辞的机器空转，把语言的跳跃和空白作为回避真正难度的遮羞布。此外，还有很多诗人得益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特殊的历史语境，将“姿态”的展示和“立场”的标榜作为写作的核心内容，这种路径成为他们获得成功的敲门砖——而且他们确实“成功”了——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写作以及生活中的主体性迷雾，然后又与权力机制形成巧妙的共振和合谋，因为两者都是“金字塔”结构的，一个是“小金字塔”，一个是“大金字塔”。
在这个意义上，重提“历史意识”、恢复一种伦理的诗学是有意义的，也即，我们不要刻意标榜独异性和“个人”。想想布罗茨基的这个提醒吧：“如济慈所言：‘你远在人类之中。’消失于人类，消失于人群——人群？——置身于亿万人之中；做众所周知的那座草堆中的一颗针——但要是有人正在寻找的一颗针……”[7]进一步说，不仅你远在人类之中，你的诗也远在人类之中。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汉语诗歌一直在展示书写主体的对抗性姿态和边缘地位，即便是后来“第三代诗人”写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鸡零狗碎，也喜欢把自己那套鸡毛蒜皮视作独一无二的存在，这很值得怀疑。问题在于，那些看似“独异”的写法、内容，放到今天来看，彼此却显得高度重复。这些写法几乎已经被重复三十年了。所谓的“个人”，早在“朦胧诗”的时代就已经被凸显出来，它带有对抗性、反集体性的光环，在特定的时代有它的历史意义；然后到了“第三代诗人”那里，“个人”身上的历史光环开始退却，往私人化、日常生活化的方向发展，在后来所谓的“学院”写作中，强调的也是“个人化”的方式。臧棣在1996年就意识到“个人化”泛滥的危险：“写作的个人化特征反倒被粗俗地神话了……现代诗歌的写作原则并非绝对排斥个人化，而是说个人化必须经过严格的非个人化的经验处理，才有可能完整地表现出来。在1984年前后，新一代诗人沉浸于写作的个性无限制地进入表达的喜悦中，无暇进行任何自省。这时，写作的可能性实际上被写作的个性无限进入表达悄悄替换着，对写作的可能性的洞察淹没在写作的个性的无限发泄之中。”[8]意识到这一点是可贵的，但是“九十年代诗学”却并没有因此摆脱个人化的陷阱，反而越陷越深。当时臧棣找到的路径是“写作发现它自身就是目的，诗歌写作是它自身的抒情性的记号生成过程”，这与张枣1995年提出的“元诗”理论异曲同工，后者声称：“诗歌言说的完成过程是自律的(autonomous)，它的排他性极端到也排除任何其他类型的艺术形式的帮助”，“写作狂作为一种姿态，是迷醉于以词替物的暗喻写作的必然结果。中国当代诗歌正理直气壮地走在这条路上”。[9]由此，汉语诗歌写作的“不及物性”在理论的层面诞生了。然而，诸如“元诗”写作的背后隐含的是一套关于语言的形而上学，或曰“语言中心主义”。实际上，当诗人在追问语言的秘密的时候，依然是以自我为出发点来追问的，因此，这种追问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追问自我的另一种说法，而以语言为中心的写作终究还是逃不脱“自我中心主义”。[10]
整体来看，从1970年代诗歌开始的两个特征很顽固地被1990年代诗歌“遗传”下来了，即主体性幻觉和自我中心主义——当然，这里使用这两个词是中性的，既无褒义也无贬义。在有的诗人那里，这两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比如顾城、海子，而在另一些诗人那里，就比较隐蔽一些，比如张枣等，有时包裹在“语言中心主义”或者“语言的欢乐”之类主张的表皮下。近四十年来汉语诗歌中最为知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用这种视镜写出来的，它成了当代汉语诗歌的诗性想象与语言发明的一套固定模式。这套模式当然是有效的，但是它已经被沿用得太久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如果我们期待一套新的写作方式和批评理念，那么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反思。举一个例子，很讽刺的是，在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中，很少出现深刻的内疚意识，诗人们习惯于那种“我不相信”“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奇怪的肺朝向您的手”一类的自我正确、自恋式写作的伦理氛围与语言发明机制，有的几乎到了疯狂与自我复制的程度，说到“内疚”“自责”（这首先意味着戳破那层自我与主体性的泡沫），那绝对不是他们的“菜”，因此，说句过分的话，很多当代诗人的人格与个人意识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当然，得强调一点，并非人格完美就能写出好诗，这里只是在说，不妨对这些人格“惯性”做出调整，以便激发新的写作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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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研究·“九十年代诗歌”的困境与未来｜李章斌：“九十年代诗学”的终结：个人化、历史意识以及“伦理的诗学”
本文由笔者在2023年6月23日于青岛召开的“‘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主体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增订而成，保留了原来的主要观点和口头语言表达风格，增加了部分文本分析以及理论探讨文字。
注释
[1] 多多：《北京地下诗歌（1970-1978）》，《多多诗选》，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2] 黄灿然：《最初的契约》，原载《天涯》1998年第6期，见多多：《多多诗选》，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3] 这里说“九十年代诗学”而非“九十年代诗歌”，是因为上文所言“九十年代诗歌”中还有很多重要的诗人与作品，并不能被“九十年代”的各种主张所涵盖。
[4] 陈超：《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维度的转换》，《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5] 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比较反对楼河提出的“超验诗学”，诗歌当然不能只是经验的堆砌，但如果完全和经验没关系，也就跟历史没关系，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假设。他所引用的《诗品》序的话“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其实也不只指向自然事物，还包括人类的经验层面、事实层面。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传统中，还有强大的“诗史”传统，如果没有这个传统，我们就不会把杜甫树立为“诗圣”了。
[6] [英]T. S.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页。
[7] [美]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刘文飞、唐烈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8] 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9]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
[10] 此不详论，参见拙文《走出语言自造的神话——从张枣的“元诗”说到当代新诗的“语言神话”》，《文艺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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